熊剑平
“愚兵之术”是《孙子》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不少探讨孙子治军思想的专论都对此选择漠视。有些虽有涉及，但也语焉不详。同时，研究者对于“愚兵之术”的态度也存有争议。在笔者看来，有关孙子“愚兵之术”的讨论，正好可以借助竹简文献的出土而求得深入。
集中体现“愚兵之术”的文字，主要见诸《孙子·九地篇》，今兹录如下：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民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九地篇》在十三篇中文字最长，作者结合兵要地理探讨了“为客之道”这一长途奔袭战法。其中，既涉及战略问题，同时也论及战术，是十三篇的精华部分。所谓“愚兵之术”，是配合“为客之道”而提出的。作者认为，将领在率部深入敌后时必须保持沉着冷静，在管理部队时要做到幽深而莫测，如此才能很好地蒙蔽士卒，让他们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为达成作战目的，甚至要给部下造成一种无路可退之感，逼迫他们奋勇作战。
作者在述及“为客之道”这一战法时，用到了一个“愚”字——“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据《辞源》，“愚”字有三种意思：1.蠢笨、无知；
2.欺骗；
3.自称的谦辞。此处的“愚”字，只能作“欺骗”解。这样，便很自然地让人判定孙子主张使用“愚兵之术”。
我们注意到，学术界大多数研究专家认为孙子有“愚兵之术”，而且多持批判态度。比如，陶汉章就认为孙子的治军思想中存在“愚兵政策”。他根据“愚士卒之耳目”这句话，以及其后出现的“若驱群羊”四字，批评孙子这是“极端轻视士卒的地主阶级反动思 想”〔1〕。吴如嵩则抓住《九地篇》中的“众陷于害”这句话，判定孙武有“剥削阶级愚兵政策的理论”，并认为是阶级本质决定其“必然要以‘众陷于害’的反动政策强迫士兵为统治阶级卖命”。他进一步指出，孙子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剥削阶级愚兵政策的理论，因而提出了‘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指导原则”〔2〕。
与上述态度鲜明之批判相比，郭化若的态度多少显示出一些矛盾。他在注解“愚士卒之耳目”这句话时，认为这种“愚术”是出于保守军事机密的需要，并且指出，“这种保密工作古今中外都一样，决不能作欺骗士兵解释”,但在随后的“试笺”部分说道：“‘使人无识’和‘若驱群羊’则是剥削阶级军事家难除的糟粕。”〔3〕应该说，郭化若作为长期领兵作战的将军，肯定富有处理官兵关系的实际经验，故而对孙子的用兵之术也一定有着自己独到的感悟，但他此时所表现出的截然相反的矛盾态度，多少让人感到蹊跷。
台湾学者钮先钟对于《孙子·九地篇》包括“愚兵之术”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九地篇》不仅内容最为杂乱，“甚至于可以断言是后人所伪造或窜改”〔4〕。与这种批评态度相关联，在钮先钟眼里，有关“愚兵”这段文字也存在被删改之可能。他说：“孙子崇尚法制，他怎样会主张‘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把指挥部队比作‘若驱群羊’，则更是拟之不伦，难免愚兵主义之讥。”〔5〕按照钮先钟的逻辑，既然《九地篇》中有不少内容纯属窜改，那么与十三篇总体思想“拟之不伦”的“若驱群羊”这句，就难免存在后人删改之可能。既然如此，孙子“愚兵”之论便属空穴来风，因为这和孙子“崇尚法制”的精神不合。
从以上所述可知，今人对于“愚兵之术”尚存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孙子有“愚兵之术”，而且持批判态度。是否果真如此，需要展开一些讨论。
在笔者看来，在孙子的治军思想中确实有“愚兵之术”的存在。原因很简单，《九地篇》中有明文阐述这一“愚兵之术”。孙子所谓“愚士卒之耳目”之术，不仅体现在“静以幽，正以治”的治军之术中，同时也体现在“众陷于害”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特殊战法中，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用兵术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孙子正大光明地提出“愚兵之术”，而非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欲说还休，一定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
首先，“愚兵之术”与孙子“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孙子·军争篇》）的总体思想完全吻合。由“尚诈”和“重利”这一思想出发，孙子在治军时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实际、非常客观的态度“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实现“分合为变”，才能确保战争获胜。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孙子对于士卒是既“愚”又“爱”：在该“愚”时，无妨“愚”一下——所谓“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在该“爱”时也会“爱”一下，甚至是“视卒如婴儿”和“视卒如爱子”（《孙子·地形篇》）。所谓“愚”或 “爱”，都可能是发自内心，但也仅可视为一种治军手段而已。“愚”“爱”兼施，目的在于“用兵”顺手，赢得战争的胜利。所谓“愚兵”，实际就是“用兵”。“用兵”这两个字在《孙子》十三篇中也曾反复出现。“用者，可施行也。”“用”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正是由于“用兵”之需要，孙子该“爱”则“爱”，该“愚”则“愚”。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将“视卒如婴儿”当真，毕竟那是要达成“与之赴深溪”（《孙子·地形篇》）的作战目标；
也别将“视卒如爱子”当真，那是希望手下在关键时候“可与之俱死”，帮助自己冲锋陷阵。《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等典籍中有“吴起吮疽”的故事。吴起亲自为病疽的士卒吮吸脓疮，其效应则是士卒“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其中所体现的正是这一实用的“愚兵之术”。
其次，“愚兵之术”与孙子重视“出其不意”的战法以及高度重视用间思想一致。我们知道，孙子高度重视速战速决，主张“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篇》）；
也十分重视使用出其不意之战法，主张“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计篇》）。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做好反间和保密工作，务必使“深间不能窥”（《孙子·虚实篇》），军情不被泄露，才能很好地达成作战效果。“愚兵之术”其实也和孙子的“藏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孙子在 《形篇》中指出，用兵作战必须要“善动”和“善藏”：“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所以，“愚士卒之耳目”当如郭化若所说，是出于保密的需要。《孙子》十三篇非常重视用间思想。以“庙算”为始，又以“用间”为终，充分体现出其重视情报和重视用间的思想。既然重视用间，便不能不重视反间。由此出发，孙子重视并使用“愚兵之术”，从而实现“使之无知”的目的，便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再次，“愚兵之术”当为一种常见甚至是必要的治军之术和用兵之法。古往今来的军事家，可能都曾使用过这种“愚术”，而孙子则很可能是第一个将其光明正大地写进战法的军事家。我们都知道“望梅止渴”的成语，出自《世说新语·假谲》，讲的是大军事家曹操“诳军以梅”而最终“得及前源”的故事。曹操当时所使用的，正是一种“愚兵之术”。正是依靠欺骗之术，曹操成功地使得大军摆脱了饥渴之困境。可见特定场合之下，这种“愚术”不失为一招高棋。我军战史上也有毛泽东“四渡赤水”的神奇用兵，成功地做好保密工作，可谓连战连捷的关键因素。战士们个个满头大汗，或南或北、不明所以地来回穿插和行军，正可谓孙子“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和“驱而往，驱而来”的绝妙注脚，却也正成就我军战史中用兵如神的著名个案。其中，保密战略意图，即“使之无知”，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由此可见，必要之时的“愚兵”，本为军事家带兵和用兵的必备之法，而且已成常识，似乎大可不必从道德家的立场出发，对其严厉挞伐。
或许正是这一原因，这个“愚”字，历来注家多取“保密”之意。李筌曰：“不欲令士卒知之。”王皙曰：“杜其见闻。”张预曰：“前所行之事，旧所发之谋，皆变易之，使人不可知也。”〔6〕郭化若所论则更具代表性：“这种保密工作古今中外都一样，决不能作欺骗士兵解释。”〔7〕
最后，孙子的“愚术”似乎并无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无贬低士卒之嫌疑，我们似乎大可不必纠缠于一个“愚”字，而就此痛斥孙子的治军之术和“愚兵之术”。这里的“愚”，无妨算作一个中性词。如前所述，孙子对于士卒的态度是取其“用”，其目的尽在于战争获胜。所以，我们对于孙子的“愚兵之术”，不应停留在文字的表层意思，而应联系上下文，从整体上把握更深层内容，这才算客观和公允。若深究这种愚术，也必须联系上下文。单就“愚士卒之耳目”这句话前半段来看，虽然愚“耳目”不等于愚“心智”，但愚“耳目”又是可以或多或少愚“心智”的，那么他就确是“愚”了。但是，联系后半句就可知道，孙子的这一“愚”，又是出于打胜仗的目的。善意的欺骗，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存在。我们可能也会对亲朋使用过“愚术”：比如面对垂危的病人，告诉他病情不重，因为这正是人之常情。至于对顽皮小儿使用善良之“愚术”，千方百计地加以教育和引导，使其尽快成熟或成长，怕是每位家长都曾有过的。
简本《孙子》有关“愚兵之术”的论述，与传本稍有差别，为我们探讨孙子的“愚兵之术”提供一些新的资料。
比较两种主要传本，十一家注本比武经本多出“焚舟破釜”四字。这四字，赵本学、王念孙等前代学者将其判定为衍文〔8〕，在简本出土之后，这一结论就更加可信。因为简本也无此四字，和武经本一致。“焚舟破釜”是较晚出现的词语。〔9〕虽说“焚舟破釜”这一战法与孙子“为客之道”一致，也和孙子“愚兵之术”呼应，但它更像是后人的注解文字衍入正文。
如前所述，钮先钟怀疑“若驱群羊”一句系后人窜改所致，因为这种比喻手法堪称“拟之不伦”。但这一点，已有简本《孙子》给出否定之回答。简本该段文字作：“……入诸侯之地，发其几（机），若敺（驱）群……”虽则“群”下一段文字已经漫漶不可辨认〔10〕，但仅从“若敺（驱）群……”数字就可看出，此语并非后人窜改所致。
钮先钟“若驱群羊”拟之不伦的判断，可能影响了他对孙子“愚兵之术”的理解。这里的“羊”只是个喻体，就像《九地篇》中的“常山之蛇”一样，仅设一喻而已。若“蛇”之喻，或能尽述其妙，何故对“羊”之喻心生怨恨？在动物中，羊相对比较听话。孙武以“羊”作比，是否也是针对部队的纪律性以及战时的协同动作、统一调遣而言呢？至少该句的重心在后面，即“莫所知之”。恐怕不能说是“拟之不伦”，也不能说是轻视士兵。孙子对兵将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地形篇》中，孙武就提出了“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等命题，说明他对兵将关系考虑得比常人为深，已超出了单纯的愚或不愚。所以，我们只能判定孙子有“愚兵之术”，但不能说“愚兵”就是“轻兵”，就是贬低士卒，也不能说由“轻兵”而致“愚兵”。
《九地篇》还有一处异文牵涉“愚兵之术”。这一段文字，传本作“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简本作“……以害，勿告以利”，表面上看意思似乎完全相反，其实并非如此。
在笔者看来，作者在这里所使用的其实是一种叫作“互文”的修辞格。所谓“互文”，就是依靠相邻句子所用词语互相补充，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11〕无论是传本的“犯之以利，勿告以害”，简本的“……以害，勿告以利”，似均可补足为：“犯之以利，（则）勿告以害；
犯之以害，（则）勿告以利。”其中省去了一个“则”字，这是“则”字在古代文言尤其是互文这一修辞格中的特殊用法。〔12〕故简、传本貌似截然对立，但所论之中心思想完全一致，那就是对部下和士卒采取选择性的告知和选择性的欺骗。在需要告诉他们“利”之时，就不要再说“害”；
在需要告诉他们“害”之时，就不要再说“利”。而这，正是一种更为高明的“愚兵之术”。
上述有关异文问题，我们在讨论简本和传本的异文情况时曾有分析。我们怀疑，由于古人熟悉并明白“互文”这种行文之法，故而在抄写时遇到异文并不以为误书。类似异文情况，可能由此而得以一直流传。此处异文并未对文气构成重大影响，反倒可以促使我们对孙子的“愚兵之术”作进一步思考。简本和传本虽然文字不一，但都非常符合孙子的用兵之术。因为“勿告以利”和“勿告以害”，都是孙子“愚兵之术”的重要内容。“告之以利”固然可以鼓舞士气，“告之以害”也可以激发士卒的潜能。而这，其实也是和孙子“杂于利害”（《孙子·九变篇》）的思想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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