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君 徐銮珈
摘 要：基于政策注意力配置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对1986年以来51篇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文本进行Nvivo编码分析。研究发现，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发展历经摸索期、调整期和进阶期三个阶段，表现出多元化、协调化、综合化等特点，但也存在育人主体过度关注学校、育人阶段过度重视“学习中”、育人空间校外与线上布局不足、政策工具与育人要素交叉配置不均等问题。为了优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政策体系，全面推进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建议：提高学生与家长的注意力主体配置；
优化入学前中后的注意力阶段衔接；
拓展校外与线上的注意力空间布局；
协同政策工具与要素的注意力配置结构。
关键词：高职院校；
“三全育人”政策；
注意力配置；
政策工具；
政策文本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技能型劳动者职业演进轨迹的追踪干预研究”（项目编号：BJA220241）
作者简介：陈丽君，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主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职业技术教育；
徐銮珈，女，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24）02-0067-11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职教育[1]。立德树人彰显了新时期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初心和使命，贯彻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政策有利于实现高职院校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政策作为重要的制度工具，体现了特定时期内施政主体的政策注意力及内在的治理逻辑[2]，而政策注意力作为研究政策过程的关键要素，与政策执行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3]。目前，多数研究是从政策实践层面分析政策实施效果，鲜有研究关注到政策语境下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的体系探究。为厘清政府在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发展不同时期的工作重心以及注意力配置状况，明确政策制定内在的治理逻辑，提高高职教育的实效性，本研究以政策工具、政策要素为视角，聚焦政策注意力，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搭建政策注意力二维分析框架，梳理了1986年以来国家颁布的有关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文本，以期为推动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实证依据。
一、研究设计
（一）政策文本选择
本研究以1986—2023年国家权威部门颁布的有关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的政策文件为分析对象，主要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等关键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教育部官网、北大法宝网等数据库进行政策文本的检索。依照权威性、相关性及规范性原则，本研究最终筛选出51份政策文件。
（二）文本编码过程
本研究利用Nvivo软件进行政策文本计量分析，运用话语分析方法将搜集到的政策文本进行三级编码，在编码完成后利用Nvivo 11 plus软件中的矩阵查询统计相关维度的节点编码，各项编码频数占总频数比值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值。
（三）研究理论框架
1.政策注意力配置理论。注意力配置最早由西蒙与马奇（Simon & March）于1976年引入组织研究中，是指决策者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关注、编码和解释组织议题与答案两个方面的过程[4]。该理论认为，政策演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注意力的波动，通过考察政府对某领域注意力配置的变化规律，能够明确政策变迁的机理和逻辑[5]。同时，政策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需要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决定如何分配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以实现最佳的决策效果。
2.政策工具。政策工具的选择是政府实现其政治预期效果的关键机制。经综合参考后，本研究选取了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以及象征与劝解工具五类政策工具作为横向分析维度（X维度）[6]，纵向分析维度（Y维度）则是三级编码得出的由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构成的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内容要素，据此形成我国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配置体系（见图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基于Nvivo软件的编码程序，本研究采用手動编码提取政策文本信息，形成1 665项参考点，通过进一步梳理归纳，形成8个父节点和34个子节点。其中，政策工具类型维度有835个参考点，高职院校“三全育人”要素维度有830个参考点。
（一）X维度：政策工具类型维度分析
通过划分政策工具类型，本研究得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在政策工具中的配置情况，如表1所示。
对政策工具类型的注意力比值进行分析可知，权威工具在注意力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共计266个参考点，涉及46部政策文件，占政策工具类型总频次的31.9%。这体现了以政府为主导建设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的特点，较多地是通过权威手段开展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工作。能力建设工具共有241个参考点，占政策工具类型总频次的28.9%，而在其政策工具的具体措施中以“开展教学”为主，表明在该工具使用中注重对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和师资建设，较少关注到为高职院校开展“三全育人”工作提供充足的设施支持。系统变革工具所占比例较小，说明出现权威的正式转移情况较少，即注意力较为集中，政策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激励工具所占比例最小，仅占政策工具类型总频次的7.9%，说明政策注意力较少通过实施批评惩罚等举措来规范育人过程。此外，政策注意力配置多为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综合应用，较少出现单一使用政策工具的情况。
（二）Y维度：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内容要素分析
高职院校“三全育人”要素维度共821个参考点，对其政策内容进行编码形成了Y维度，如表2所示。
由表2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文本内容的参考点数量可知，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是一项涉及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工作。政策关注的重心是全过程育人，共348个参考点，有45份文件涉及，提及频次占政策要素总频次的41.9%，其中提及频次最高为“学习中”；
在全过程育人中除“学习中”的关注度最高之外，对“入学前”“求职择业”与“毕业后”的关注度都较低，分别仅占11.8%、5.7%和6.3%。其次是全员育人，共278个参考点，涉及42份政策文件，其中“学校”的提及频次最多，占总频次的71.9%；
“家庭”的提及頻次最低，仅占1.1%。在政策文本内容中覆盖率最低的是全方位育人，共有204个参考点，所占频次为24.6%，更多地是涉及“课外校内”“课内”层面，对“校外”和“线上”的关注度不高。
（三）X维度与Y维度的交叉分析
本研究根据政策工具维度（X维度）与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要素维度（Y维度）构建了政策注意力二维分析表（见表3），探析政策工具类型与高职院校“三全育人”要素的二维交叉关系。
由表3可观察到自1986以来我国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内容上对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从横向看，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的匹配程度不一。在全员育人中，政策工具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学校”，“学校”子要素以“禁止要求”“师资建设”和“鼓励号召”为主，综合使用其他类型子工具；
“学生”与“家庭”子要素这两项涉及子工具类型较为单一且注意力占比偏低；
“社会”子要素以象征与劝解工具为主。在全过程育人中，政策工具的注意力则聚焦于“学习中”，“学习中”除了激励工具较少使用外，其他几类政策工具均有较高频次的配置情况；
“求职择业”子要素中少量使用了“制度规定”“目标规划”“制度建设”“设施建设”“体制改革”和“鼓励号召”；
“毕业后”子要素综合使用了“评估监督”“制度建设”以及“体制改革”，较少使用激励型工具和象征与劝解工具。在全方位育人中，政策工具将较多注意力投放在“课内”和“课外校内”，“课内”子要素以能力建设工具为主，“课外校内”子要素则以系统变革工具和象征与劝解工具为主，较少使用激励工具；
政策工具对“校外”子要素的注意力分配较少，仅搭配少量象征与劝解工具和能力建设工具，其他类型子工具涉及较少。从纵向看，政策工具在各政策要素的分布呈现差异性。在政策文本的注意力配置中以“禁止要求”和“鼓励号召”子工具为主，权威工具在“学校”“学习中”子要素中使用最多，激励工具主要分布在“学校”政策要素中，能力建设工具主要用于“学习中”要素；
此外，从交叉分析上看，我国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配置中缺乏政策工具类型与政策内容的有效联结，如“法规管制”和“校外”，“试点示范”与“毕业后”，“评估监督”与“求职择业中”，“价值引导”与“学生”“家庭”等的适配性有待进一步改进提升。
三、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的演进历程
当时间跨度较大时，单一的政策内容不足以支撑政策系统的有效运行[7]，因此在保证政策总体方向不变的前提下，政府会通过提高政策文本或政策工具与政策环境的适配度来实现政策的渐进性调整。本研究经过二维编码构建的框架梳理了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的演进历程，有助于从政策文本中透视政策决策者的决策选择和价值判断，为优化政策注意力配置提供科学的逻辑路向（见图2）。
（一）政策摸索期：起步发展阶段下的注意力集中（1986—2000年）
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倡导，各行各业都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这要求高等职业教育注重完善人才的职业品格。该文件的颁布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的发展奠定了价值基础，是我国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发展的逻辑起点。该阶段相继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我国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宏观指导与法律基础。
我国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建设都是根据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建立完善的[8]。新阶段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时期，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备，政策注意力受到现实条件的制约。由于权威工具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因此在起步时期，为巩固发展局势，较常采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措施，注意力多集中在权威工具，旨在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提供稳固的发展环境并摸索出适合国情的政策道路。在政策内容上，国家把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建设重点放在了全过程育人环节，对于全员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政策要求较为欠缺，总体的政策框架仍处于建设阶段。
（二）政策调整期：需求转变状态下的注意力分散（2000—2016年）
强烈的环境变动影响了政府的注意力配置方式，导致了注意力焦点泛化和配置方向的分散[7]。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国结合当前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提出把素质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并强调职业教育要把职业道德、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作为培养工作的重点，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调整时期，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体现了这一时期我国政策注意力的变化，政策思路逐渐清晰，政策注意力朝着分散化的方向发展。除了权威工具仍作为“三全育人”建设的重要工具之外，其他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占比有所提升。在这一阶段，国家调整发展进程，尝试放缓了政策开展的步伐。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注意力配置格局趋于多元，政府试图综合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来构建一套成体系的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架构，政策工具的交叉组合趋于分散，但政策要素并不深入，如对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关注度不高。相比前一阶段，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体系框架在这一时期有了较为显著的轮廓，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以及全方位育人的协同作用有所增强。
（三）政策进阶期：深化改革背景下的注意力适应（2016年至今）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建设，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体系逐步进入深化发展时期，政策注意力的配置不断与政策环境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增长，政策工具的结构布局趋于完备。国家在这一时期前后出台了35部政策文件，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十九大以来，国家为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部署了一系列政策举措。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为高职院校落实“三全育人”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多项政策文件的落实为高职院校“三全育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与制度基础，推动我国高职教育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把握住机遇，为其深化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四、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配置存在的问题
政策注意力在分配过程中具有多变性、选择性和差异性的特征[9]。就51份政策文本的注意力编码结果及演进历程可知，政策注意力经历了由集中到分散再到深化的阶段，其中政策工具类型与政策要素呈现多元化、协调化与综合化的特征。但在政策注意力分配中，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待改进。
（一）育人主体过度关注于学校，对学生与家庭育人缺少注意
从整个政策注意力发展历程的纵向上看，相比于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而言，全员育人注意力投入程度随着政策的階段变迁呈现下降的趋势。从全员育人单个维度的横向分析来看，“学校”政策关注度最高（占比71.9%），而“学生”（4.3%）与“家庭”（1.1%）占比太低。可见，在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配置中，政策关注主体偏重于学校，忽略了对学生自我教育意识的培养以及家庭父母教育子女能力的提升，导致部分育人角色主体意识不强，影响了育人理念的全员一致性和育人机制的有效实施。“确保全员育人常态化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全员性”[10]指高职院校、家庭、社会及学生等主体都自觉参与到“三全育人”的建设过程。由于现阶段政策关注主体为高职院校中的教职工，较少关注到学生与家长等重要育人主体，因而难以充分调动学生及家长的育人热情，全员育人的合力不齐，育人协同效用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育人阶段过度重视“学习中”，对其他育人环节的注意力不足
就政策注意力的演进历程分析来看，尽管全过程育人在政策注意力配置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但其内部各育人环节未能实现环环相扣、贯穿始终。基于政策要素维度（Y维度）分析，“学习中”（占比76.1%）是全过程育人的一项重要环节，但对“入学前”（11.8%）、“求职择业中”（5.7%）以及“毕业后”（6.3%）的育人环节注意力很低，无法与“学习中”这一阶段进行有效衔接，表现出国家在政策执行中以教学育人为主线，但对于高职生职业责任感的培育、深化巩固以及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追踪尚缺乏健全的工作体系和全面的政策指导。注意力阶段衔接不畅导致了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体系无法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入学前、在校时、求职择业中、毕业后的闭环影响，不利于育人效果持续性与稳定性的发挥，育人贯通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育人空间较多布局于校内，校外与线上育人有待拓展
从政策内容维度（Y维度）分析，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中全方位育人的政策注意力空间布局不均，育人覆盖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扩展。针对政策内容的增长幅度而言，近几年国家对不同要素的政策关注趋向多元化，全方位育人要素的增长幅度随之呈现上升趋势。针对其政策内容的具体措施而言，各项措施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凸显出在全方位育人方面国家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注意力分配不足问题。在全方位育人中，国家对“课外校内”（占比42.6%）、“课内”（35.3%）的重视程度较高，而“校外”（12.3%）在全方位育人中占比有限，线上育人关注度也较低（9.8%），反映当前国家较为忽视校外育人工作实效性的提升，并且信息化教育手段运用不足，致使政策注意力的空间延展性不够，未能实现育人工作的全方位覆盖。因此，需要挖掘全方位育人的政策功能，协调注意力空间布局，推动育人覆盖面进一步扩展，实现育人层次从“点”到“面”再到“立体多维”的蜕变。
（四）政策工具与要素注意力交叉配置不均衡，协同育人功能有待强化
总体上，政府在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中投放的注意力逐步呈现政策工具与要素综合协调的趋势，但由于注意力内部调整的复杂性，使之较难与现阶段目标的动态发展保持步调一致，影响了其在政策工具与要素中的高效配置，注意力交叉配置不佳将影响政策的整体效应[11]。在交叉分析（见表3）中，“学校”“学习中”“课内”对权威工具的使用主要集中在“禁止要求”，即通过命令性规定规范高职院校的育人行为，这一过程偏重运用政策的工具性而非人文导向性，弱化了高职院校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中的自主性和自发性；
“社会”要素与“法规管制”“价值引导”工具间的关联度不强，说明“三全育人”政策急需激活各方主体的参与性，构建高职多元育人主体协同发展的新机制；
“目标规划”工具在“学习中”使用频次较多，而与“入学前”“求职过程中”“毕业后”要素的匹配度不高，反映国家较为关注高职院校在开展教学过程中的育人效果，但忽视了对学生在各个阶段的心理状态的持续追踪，较难深入推进学生的人格发展；
“入学前”“求职择业中”“毕业后”要素与“师资建设”“设施建设”工具的弱关联性，意味着高职院校“三全育人”中的相关人力物力建设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健全，以实现育人机制建设在全过程育人中长效运行；
“家庭”“毕业后”“校外”与“表扬奖励”工具之间的弱关联性，突出了政策建设中对于家庭育人价值的激发、毕业生职业道德意识的确立以及校外育人元素的挖掘还不够深入，政策效用难以充分发挥。在注意力配置中，政策工具与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要素交叉配置不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政策失灵，影响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效用，不利于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育人效果也难以符合预期。
五、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政策注意力配置视角探析我国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的发展态势，通过搭建二维交叉分析框架梳理其逻辑脉络并分析文本存在的不足，从以下几方面提出建议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局，以期促进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体系的深化发展。
（一）提高学生与家长的注意力主体配置，增强全员育人的协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12]。因此，要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体制的建设过程，优化政策的协同性。一方面，在高职院校中，学生不仅是被动的教育对象，更是具备主观能动性的教育主体[13]。高职生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潜在力量，其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感是影响国家未来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当树立高职生的自我教育意识，帮助其成长为自我教育的建构者。国家在政策制定中要关注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修正对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为高职生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实现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目标。高职院校要发挥好优秀高职学生的带头作用，及时宣传优秀学生的典型事迹，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氛围，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认知。另一方面，家庭在全员育人中也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在落实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分配过程中，应当筑牢家长育人主体地位，鼓励家长自觉与高职院校建立密切的联系和沟通，合力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可以通过明确各方主体的育人职责，避免注意力主体关照偏差，构建以高职院校、学生、家庭及社会“四位一体”的多元育人格局，实现全员育人协同效用的优化提升。
（二）优化入学前中后的注意力阶段衔接，提高全过程育人的连贯性
全过程育人注重从高职生入学前、学习中、求职择业中到毕业后整个过程的有机统一，旨在建立全过程、可持续、贯穿式育人链条，达到育人进程的动态管理与各阶段育人理念的连贯统一[14]。为此，要优化入学前中后阶段的注意力衔接，搭建逐层递进相互支撑的育人机制，确保育人环节“全”联通。一是做好高职生的入学教育工作。要重视新生教育活动，例如经常性开展入学教育、价值观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同时建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增强高职生的创新精神、创新能力以及创业能力，为造就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做准备。二是推进思政教育与高职院校就业指导的“强融合”。要针对高职生心理特点提供就业指导建议，帮助学生树立积极正确的择业观念，及时纠正就业偏差与误解，同时与企业建立密切合作，组织学生参加相关实习，增强思政教育的社会适应性。三是完善职后毕业生就业评价体系，保障高职生就业质量。政府应指导高职院校改革就业评价体系，建立分层分类分专业的就业指标评价体系，借助网络数据分析平台有效追踪高职毕业生就业进展与用人单位的评价建议，实现职前职后工作机制的一体化构建。通过优化全过程育人阶段的注意力衔接，可以确保在全过程中对高职生从入校到毕业离校后的育人流程持续深入地运行，提升育人机制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推动人才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三）拓展校外与线上的注意力空间布局，落实全方位育人的全域性
全方位育人旨在突破空间限制，利用内外部资源，搭建广阔的思政教育平台[15]，为此，在政策注意力分配过程中应拓展校外和线上的育人空间，丰富育人资源，促进全方位育人由“点”到“面”再到“立体多维”的布局蜕变，落实政策的全域性。就全方位育人内部各要素而言，一是挖掘校外育人资源，实现育人方式多样化。要将“校外育人”纳入政策注意力范围之中，在充分挖掘校内育人资源时，保证与校外育人力量资源的有效链接；
增强与社区、企业、事业单位等校外育人主体的联动，将育人空间向课外、校外延伸，确保思政育人体系在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线上与线下由“点”到“面”的稳步开展。二是加强网络文化内容建设，发挥网络育人的价值功能。要重视网络文化建设在高职院校思政工作中的重要地位，思政工作者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通过推动思政工作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创作出符合人民群众需求的网络文化产品，增强高职生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自信。此外，还要聚焦于全方位育人在“三全育人”政策注意力的分配上。在政策注意力配置体系中，要落实全方位育人的政策价值，建立健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各个阶段的政策注意力分配指标体系；
要注意提升全方位育人的比重，防止育人方向与育人目标错位，促进育人體系由“面”到“立体多维”的转变，实现全方位育人的均衡搭配。
（四）协同政策工具与要素的注意力配置结构，强化“三全育人”政策合力
从交叉结果分析来看，政策工具的使用类型与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要素的匹配度不高。只有当政策工具与服务主体、对象、内容等各方面相契合时，政策工具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实现政策目标[16]。因此，需要综合交叉使用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协调二者在注意力配置中的结构，这是落实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目标的关键。一是促进政策工具与“全员育人”要素的匹配，调动高职院校与社会育人合力及自主性。为此，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逐步扩大高职院校办学自主权，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建设中来，结合学校自身办学理念，推进高职院校“以德为本，德技并修”的课程思政建设。二是增强政策工具与“全过程育人”要素的关联，搭建从入学到毕业一体化的育人体系。要在政策中做好高职院校整体性与阶段性育人目标的设计，为高职院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展教学、就业指导与培训以及后续毕业质量的追踪评价提供可参考的政策依据，并据此构建出从入学到毕业育人理念相统一、育人目标相衔接、育人过程相配合的一体化育人体系。三是完善政策工具与“全方位育人”要素的互嵌，落实立德树人全面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深入挖掘各类育人资源是落实学校课程思政的先决条件[17]，因而应充分利用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等资源蕴含的潜在价值，将育人资源进行系统构建，推动育人合力的形成。四是着力构建多维度共同育人模式，遵循高职院校“三全育人”工作要求，增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结，营造多线并轨、相融相济、协同联动的育人工作机制。要通过协调政策工具与全员、全过程、全方位政策要素的注意力配置结构，优化注意力资源配置，构建相互嵌套的政策配置体系，强化高职院校“三全育人”政策合力，促进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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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曹 稳]
A Study on the Attention Allocation of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olic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CHEN Lijun， XU Luanji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cy attention allocation and policy tool theory， the Nvivo cod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51 policy texts on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ince 1986.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attention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olic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exploration， adjustment， and advancement，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coordin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attention from the education subject to the school， excessive emphasis on learning during the education stage， insufficient setting of education space external and online， and uneven cross alloc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education elements.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comprehensive policy system of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subjects between students and parents; optimize the attention stage connec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enrollment; expand the attention space setting both on campus and online; and coordinate the attention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policy tools and element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three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olicy; attention allocation; policy tools; policy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