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三重逻辑

时间:2024-09-16 16:54:02 来源:网友投稿

曹勇, 鲁嘉敏, 刘欢

(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40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21。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构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价值引导,它的提出是一次伟大的“话语革命”,作为一个理论新概念,它需要理论界从多领域、多视角进行深入地探讨,其中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多要素结合的复合研究。本文从话语价值、话语历史、话语实践等三重维度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进行了深入探究。

构建话语优势是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政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对驳斥西方社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诘难提供话语支持、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形象提供话语助力和推进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话语援助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为驳斥西方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诘难提供话语支持

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进而形成了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现代化方面的显著性优势,他们凭借实践上的优势,构造了关于现代化是什么、怎样实现现代化等系列问题的理论上的话语权,鼓吹只有实现经济私有化与政治选举民主化才能带来西方的现代化,并认为其他国家只有接受其构造的现代化理论才能走上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经过长期的曲折摸索中走出的一条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出了西方式现代化所固有的局限性,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2年中国GDP突破120万亿元,社会长期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具有鲜明自主性特征的现代化道路无疑挑战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垄断地位,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为了继续巩固和加强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导优势,许多西方国家政客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有针对性的话语误读,一是通过将西方现代化道路抽象地上升为现代化的普遍模式,把特殊性当成普遍性,宣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颠倒黑白,宣扬“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等言论,阻碍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在西方社会的传播。

(二)为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良形象提供话语助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和显著性标识,不从本国文化的出发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不仅无法实现本国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还很可能导致本国的发展出现历史的停滞。丧失了文化自觉自信构建起来的话语只能是鹦鹉学舌,有了自觉自信,话语构建才有其实质意义[2]。中西方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具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理论话语权生产和传播中长期占据主导性,其他国家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增强话语优势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必然要求,中国综合国力的全方位和深层次提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权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3]。讲好中国式现代化中发展、改革和稳定等系列故事,传播好精准脱贫、数字经济、中国高铁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全面、立体地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是新时代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的重要任务。202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8.5%,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小。然而,由于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失语”,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话语在国际舆论场中传播较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未能有效地将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国情出发,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局限。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具有显著的世界历史意义,不是以新的文化霸权代替旧的文化霸权,而是以主张和合共生的文明新秩序代替冲突扩张为主的文明旧秩序。在这种新的文明秩序中,“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4]。

文明代表着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是人类实践的创造性成果,中国共产党以文明交流、文明共存和文明互鉴等新理念推动了新型文明观的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面地践行新型文明观的理念,站在人类文明进步正确的一边,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不断地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困境,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解决世界现代化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并贯彻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走对外扩张的现代化道路,塑造并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形象,不断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同时,中国提出了“碳中和”和“碳达峰”以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在不同国际场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规划了国家公园战略,许多绿色发展战略话语在国际社会引发了“刷屏”效应,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生动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中国在国际社会树立了可信和可敬的良好形象。

(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话语援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 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下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迎来了光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中国式的叙事方式展现中国新形象,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代以来面对国家蒙辱和人民蒙难的双重困境,中国共产党践行历史主动精神,自觉地承担起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巨而伟大的历史重担。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6]。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根本动力和总体安排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清晰地勾勒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新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一百年”等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了话语指导,使广大人民群众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感到更有保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建构有利于巩固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有利于传播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声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1]70

历史是孕育新思想和新话语的高地,任何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话语体系都是从历史的土壤中萌生、发展出来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围绕现代化是什么、怎样实现、如何与国外现代化互动等基本问题的艰辛探索与实践中形成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也必然在与现代化不同历史阶段的有效互动中不断迈向新高度。

(一)革命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萌芽

在战争和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成为首要问题,单纯的理论批判与话语论争无法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问题,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提出成为解决时代问题的迫切诉求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有两个特点。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主要目标:民族独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民族独立是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旧势力制造的各种障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认识到实现民族独立离不开发展生产力,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思考抗日战争如何取得胜利时,强调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7]。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重点:军事现代化。在革命和战争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构建的重点必然是军事现代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装备不如敌人,因而,“军事制度的完备性”“军事战术的灵活性”“武器装备的先进性”等强调军事现代化的话语在中国共产党多次会议中经常被强调。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8]。没有强大的军事就没有革命胜利的保障。

以“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为内核的救国救民话语是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表达的核心,贯穿新民主主义革命始终,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实践基础、方向保障以及良好的话语传播环境[9]。

(二)建设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和重点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与时俱进之中的。这一时期现代化话语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目标:独立自主的现代化。为了回答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形成了高度自觉的自力更生意识。独立自主选择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原则。[10]针对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和打压,毛泽东提出了经济战线上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农业和技术。毛泽东曾多次强调经济、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应“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重点:四个现代化。从经济领域推动国家整体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既是中国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迫切需要,也是遵循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现代化建设环境对现代化话语的构成要素演进具有重要影响,从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出发,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断探索现代化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道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代化话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具有建设语境的现代化话语。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2]。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针对“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组成及话语表述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和完善。1964年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正式用“现代科学技术”话语取代“现代的交通运输业”话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不断深入,以“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为重点的原创性“四个现代化”话语体系初步确立。“四个现代化”是从中国特点出发得出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一话语体系的确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和不懈追求,为改革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改革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接续发展

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有着差异化的内容和目标。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紧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等重大问题,科学制定符合国情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保障等系列问题。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随着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开启了追赶现代化的新征程。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邓小平同志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搞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尤其注重从社会主义制度层面诠释“四个现代化”,将“四个现代化”与“党的领导”“公有制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重要制度相结合,增强这一话语的政治属性和制度属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现代化建设领域的拓展。1987年邓小平在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提出“我们的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绝非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主要是基于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在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中系统地体现出中国特色。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重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战略问题是事关国家发展的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为实现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作出不同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安排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壮志,而且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状态。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确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确定了 “三步走”发展战略,从经济建设的视角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设定到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即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五大对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简称为“新三步”。“三步走”“新三步”“两个一百年”等这些现代化话语勾勒出了党和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路线图,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方向,确保了社会主义正确的发展方向。由不发达社会主义向发达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尤其要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基本路线。

(四)新时代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不断完善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历史方位的重要依据,新时代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新时代创新性和丰富性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新时代现代化建设往往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只有各个领域协调推进,才能避免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短板效应”。“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四位一体”布局的创新性发展。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新战略,使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安排更加具体和更加切实可行。党的二十报告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论述是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重要内容。这些新表述和新论断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构建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价值取向上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新的内涵,推动了理论发展进入新境界。

“现代化”绝非一个一成不变的语词,也不是一个自发的、被动的、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过程,现代化建设需要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才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15]71这些不同时期的“现代化”话语论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的初心和使命。

任何思想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丰富多彩的实践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发展是建立在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具体实践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深入考察不同群体的实践,脱离实践的话语体系构建必然是空中楼阁,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中的差异化内涵和特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话语实践主体特征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建来源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众实践和顶层设计的政党实践的历史合力。

(一)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众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源泉。“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重要特征就在于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去大胆探索、大胆创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充分发挥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群众的创新精神,汲取他们在创新实践中获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不断总结和归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

摸着石头过河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善于通过分权试验和政策试验的方式在不同的试验区寻找和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地照搬外国现代化的经验或抽象的理论,目的在于探寻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在实践中创造出来,这一制度充分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1980年温州章华妹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意味着个体工商户活动的合法化,进而充分释放了市场活力,“鸡毛换糖”是义乌人创新探索的实干精神的体现,闻名全球的“小商品之都”是义乌人不断追求发展与锐意进取的体现。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中关村周边的一些科研人员敢于走出科研机构闯市场,创办科技企业,这些以中关村为中心的科技企业逐渐发展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引擎,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中国硅谷”。

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到经济体制改革,每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源于不同地区群众的实践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许多重大政策都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创新和创造,都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规律。

中国式现代化在不同发展阶段都面临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和挑战,如何战胜这些不同的风险和挑战,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1]70

(二)顶层设计的政党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组织动员和整体推动等具体实践,就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而言,无论是现代化目标、现代化步骤设计,还是现代化实施路径,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基于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从重大政策的出台到重大技术障碍的攻克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通过顶层设计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

对于一个国家现代化政策的制定者和现代化进程的主导者而言,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思维能力,能够与时俱进地更新政策,科学调适顶层设计,审时度势以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的视野推进现代化事业。[14]

就现代化的目标和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来说,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索出一条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现代化又异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制定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和任务,例如:“两步走”“三步走”和“新三步走”等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从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构建了“温饱—小康—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等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话语。总之,新时代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目标顶层设计的科学性。

扶贫话语阶段性目标演变是顶层设计在民生领域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1994年4月国务院提出了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的县级区域性扶贫战略,2001年6月国务院提出了以贫困县为扶贫对象的区域性扶贫开发逐步过渡到以贫困村为扶贫对象的村级区域性扶贫开发战略,2011年11月国务院提出了针对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重点扶贫,2013 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针对扶贫领域的新变化,强调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识别贫困人口,做到“扶真贫”,提升扶贫的有效性和针对性。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并制定了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扶贫脱贫目标的顶层设计来说,扶贫工作重点不断转变,由解决困难群众的经济收入问题转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扶贫攻坚计划到扶贫开发纲要再到脱贫攻坚,从贫困县、贫困村等区域扶贫开发探索逐步发展到以贫困人口为扶贫瞄准对象。[15]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下,中国顺利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就指出,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发达国家,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成就更多受惠于中国健全有力的顶层设计。

从群众实践中取得的经验性认识为政党顶层设计和决策部署提供了依据,同时,群众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倒逼政府部门要及时转换思维,出台相应政策以顺应发展的新形势。摸着石头过河的群众实践与加强顶层设计的政党实践不仅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话语互动与话语博弈已成为必然趋势。中国式现代化话语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从话语价值逻辑上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有利于驳斥西方国家的话语攻击,从话语历史逻辑探寻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发展脉络,有利于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将往何处去等一系列问题。从话语实践的逻辑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建与政党实践和群众实践的有效互动,发挥两个主体的实践主动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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