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从西海固走来

时间:2024-09-17 09:54:01 来源:网友投稿

马金莲 吴佳燕

西海固的乡村生活经历是一座文学富矿

吴佳燕:金莲好!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说过:“你我相知未深,因为我们不曾处在同一寂静之中。”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是要讲究缘分的。转眼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并且有过无数次的时刻同处“寂静之中”。还记得当初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马金莲:当然记得了,那是2014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参加培训,吴老师通过朋友推荐加了我微信。我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有人发信息说要找我为《长江文艺》约稿。当时我挺高兴的,因为我知道这本刊物很早了,只是一直遗憾没机会向其投稿,所以一直等待着,想不到机会终于被我等来了。

吴佳燕:其实是我在找你。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民族文学》的一篇卷首语,题目就叫“寻找马金莲”,那时我刚一口气读完了你的小说《长河》,特别震撼,于是便托朋友辗转联系上了你。一个年轻的编辑迫切地想寻找一位创作活泼深刻、有异质感且处于上升势头的同代作家一起同行成长,这便是我们最初的相遇,我的“寻找”与你的“等待”,很幸运也很感慨。或者说,一位作家的脱颖而出,除了努力把作品写好,也需要等待不断被发现与认可的时机。换句话说,你在投稿方面历来是怎么做的?

马金莲:呵呵,吴老师,我感觉你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我投稿方面的做法,而是那个“等”背后的内容。其实我自己也思考过这里面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作者和一本刊物、一位编辑,这中间是有一种缘分在里面的,说得重一点,甚至算得上宿命的关系。比如我写作这二十四年来吧,我和刊物的关系就是等,等来了机会,也等来了缘分。当年我刚学习写作的时候,学校里有本叫作《春花》的校刊,我在上面发作品,发了两年吧,我就在心里幻想登上校外的刊物。这时候老师建议我们给《三角洲》投稿,我投了之后,就在《三角洲》上发表了几篇作品,其中还发了一个小专辑呢。接着我给我们的市级刊物《六盘山》投稿,那时候是用手写在白纸上,然后装进信封再投递出去。而我认识《六盘山》比较早,小时候我父亲阅读的杂志中就有这本刊物,后来我上初三时我们宁夏作家郭文斌来我们学校做文学讲座,当时我听了讲座,对这本刊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意外的是,我投出去的一首小诗被《六盘山》发表了,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吴佳燕:你跟《六盘山》的缘分很有意思,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你文学的起点,而多年以后你成为这本刊物的作者,现在又是它的编辑。

马金莲:是啊,每本地方性文学刊物都是作家成长的摇篮,尤其在你写作刚起步的时候,给你的鼓励和安慰无异于雪中送炭。2003年到2007年是我人生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没有工作,在家里待业,心情比较郁闷,有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感觉。那时候坚持阅读和写作就成为枯燥生活的最大慰藉。每年能投两三次稿,还是手写,装进信封,跑到我们乡的邮政代办点,塞进邮箱,然后怀着无限的希望开始等待。

吴佳燕:你的等待是双重的,既是工作上又是写作上的蛰伏积蓄与伺机而动,那种内心的煎熬与焦虑可想而知。

馬金莲:是这样的吴老师,我当年念的是一所本地的中等师范学校,也就是中专。1999年我进校,2003年毕业,念了四年,四年后我用拿到的中专毕业证书已经找不到工作了。而我出生于一个很传统的农村家庭,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都很保守,再加上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女孩子外出打工,所以我在体制内找不到工作的话,也就没有勇气外出打工。于是我干脆背着铺盖卷回家了。

吴佳燕:中专在我的中学年代也很盛行。初中毕业后去读中专成为大多数农村孩子的选择(那时候考上省属中专还是件很荣耀的事情),我的很多初中同学就是因此丧失了读大学的机会。你等于是从农村出去上学,然后又回到农村待业,就像路遥《人生》里的高加林,在人生的大好年华,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那时的你,对于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尤其是在写作这一块,你是怎么处理的?

马金莲:好吧,我理解你的意思是想问我曾经在农村生活,又吃过不少苦,然后后来拿起笔来写农村,那我是怎么认识或者处理自己和农村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对吧?

其实,说起这个挺复杂的。对于农村,我更愿意说乡村,放到写作层面上的话,我更愿意把范围拓展到乡土。对于乡土这个话题,我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爱,我爱农村,爱乡村,爱乡土题材。作为一个在农村出生并长大的孩子,我对乡村的感情是千金不换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乡村长大的人才能深刻体会,事实上这种体会也是千金难买的。但是这里也有问题,那就是相对来说,乡村生活总是免不了要吃苦。城市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便捷的生活,是乡村比不了的,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条件艰苦的乡村,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孩子,确实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比如我自己。我七岁上学,每天要翻一座很大的山,自带干粮吃,喝凉水,中午回不了家。四年级我开始住校,那时候真苦,大家住在一个旧教室里,夏天潮湿,冬季寒冷,一个很大的房间就生一个小火炉,洗脸刷牙用冷水,寒冬腊月的早晨刷牙嘴都冻得张不开,刷毛蹭在牙齿上的那种难受,我现在想起来都在心里抽搐。

考上初中后要去县城住校,离家远,我家里经济困难,我只能一学期回一次家,一般是“十一”和“五一”放假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一下班车稍微走点路就到家,或者家人开着拖拉机,骑着摩托车、自行车来接,像我这样家在深山里的孩子,只能靠自己步行。我家到最近的乡镇是二十多里路,那路曲里拐弯的,翻山、过沟、爬坡,只能一步一步走。更糟糕的是,每次坐班车到乡里后,天色已经不早了,接下来步行回家的过程里,我往往一个人,那是很孤单的。在翻过一座没有人烟的大山的时候,我总担心会遇上坏人啊野狗啊什么的,总是一路都在提心吊胆,这时候就觉得活着真苦,上学真苦,还曾一度有过放弃上学的念头。当然,回到家后,在安全的环境里,我又会忘掉刚刚经历的苦。乡村生活让我没少吃苦,我有时候确实会抱怨乡村,抱怨它的偏僻、落后、贫穷,甚至还有愚昧。乡村就像我们的生身母亲,我们也许会抱怨,但当我们从那些苦里头跋涉出来以后,回头去看的时候,又禁不住感谢和留恋。人就是这样矛盾吧,有句老话说,儿不嫌母丑,联想起来,乡村就是我们这些人的母亲,我又怎么能嫌弃自己的母亲呢。这种情感真的是难以割舍的。

吴佳燕:那你比我上学那会儿要苦多了。作为一名生活在西海固地区的八○后,你的生活跟其他同龄人相比确实有太多的不一样。但是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最大的出路就是读书,也会成为你写作的积累和准备。就像我跟你讲过的,你所承受的,终将以另外的方式回馈于你。

马金莲:我觉得乡村生活经历,给我的生命打下了一个最底层的原色。这层颜色的基调就是大地一般厚重,泥土一般朴实,敢爱敢恨,能吃苦,不抱怨。在文学的道路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苦,每当遇到难以逾越的坎,每当很累的时候,我生命基因中深埋的乡土元素就会起作用,我就能咬着牙挺过来。然而,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象,即部分人在离乡之后,反而对乡村生活予以过分美化和颂扬,甚至包括对苦难的美化。这种做法令人反感。特别是对于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如此描绘实则是在构建一个虚假的命题,规避乡村现实的艰辛,违心地赞美苦难,这都是与事实不符的。

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的是,正视苦难,感谢乡村的哺育,也确实怀念乡村生活中的安闲、惬意、无拘无束,还有那种清苦对人内心的清洗和锤炼。更重要的是,做反思。为什么我们要经受那些苦难,怎么做才能让后人避免吃我们吃过的苦、重复我们走过的苦难之路。生活应该是不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我们走出来后,还继续让别人重复我们的苦。

吴佳燕:你说得太对了,包含着你对乡土和人生的双重经验与认知。没有人天生愿意吃苦,当人不得不去承受乡村的种种苦难,是可能把人打败也可能让人磨炼成长的,但苦难绝不是用来歌颂和美化的。感恩哺育过自己的乡土,但并不盲目地去赞美苦难,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写作资源去回望与审视,这就是你对于乡土写作的看法。

马金莲:对,我觉得可以这样概括,深情地热爱,冷静地思考,挖掘最复杂最厚重的生命体验,才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

吴佳燕:你是那种对于写作一直很热爱、笃定、勤勉的人,下的是笨功夫,在一种持续缓慢的坚持之下的厚积薄发与突破改变,就像一直在拿慢火烤着自己。回头去看最初的那点星火,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马金莲:为什么要选择写作,其实我也时常在问我自己,尤其是写作辛苦的时候。自从坚持写作以来,我发现我平时跟大家一样上班、生活,但是几乎没什么节假日。我先后做过乡村雇佣老师、正式老师、乡镇公务员、市级单位的办公室科员、主任,一路走来,我每天跟大多数上班族一样,也是早起晚睡,需要承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那么阅读和写作的时间何来?其实都是挤出来的,这种挤是见缝插针式的,写材料累了的时候,做家务的间隙,坐在车上的时候,都可能拿起随身携带的书往下看。写作原来用手写,写在教书用过的教案本的背面。这种教案本写东西特有灵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反正面对那种微微泛黄的纸张的时候,我有种把最美的文字写在上面的冲动。像早期的作品《长河》《尕师兄》《春风》《赛麦的院子》都是写在这种教案本上的。这种大的教案本写东西唯一的不足就是它体形大,不便携带,面对它寫作的时候,你得有个比较正式的心态,明确知道自己要写作了,这就需要坐在桌子前面。还得有一定的时间保证,使用它们写东西主要是我在乡村做教师那几年,那时候一有空就趴在宿舍窗内的桌上写。有学生趴在窗口瞧,好奇地议论说马老师怎么老写教案?后来换了工作环境就不行了,教案本不便携带;
到了市级单位以后,经常开会,有些会其实跟工作关系不大,于是我换成小开本的工作笔记写,用这种本子写有个好处,它小巧,随时随地可以写,还可以夹在会议记录当中携带,那几年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开会在写小说。

吴佳燕:你的这种状态,让我想到求知若渴、“书非借不能读也”之类的描述,就是一个人越是资源匮乏或繁忙的时候,越是强烈地投身于其他事物。这种内驱的热爱与行动力,让人感佩。

马金莲:手写作品的好处是能够写得从容,一边慢慢构思一边写出来,不足之处是需要把手写的文字再次输入到电脑上变成电子版,这就有点麻烦,等于重复劳动。节省时间很重要,为了减少这种重复劳动,我改用电脑写长篇和中篇,有些短篇用手机写。尤其后者,可以直接在手机记事本中写,写完整理一下就好,可方便了,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便捷,节省时间,随时随地,只要来了灵感,你就可以拿出手机写。当然,写作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平时见缝插针地抽时间看和写,大部头的作品还得用整块的时间写,这就要占用节假日。每当大一点的节假日来临,别人休息,于写作者来说却是赶稿的黄金时间,熟悉的编辑也会提前吩咐:节后交稿啊!那我就蓬头垢面地埋头忙活。读者看到的是发表出来的成品,他们不知道一个作品从无到有的艰辛,说十月怀胎不算夸张。每次写到艰辛处,写到劳累时,我就会反省,既然如此艰辛,为什么还要坚持?

尤其这两年,爱人看到我写东西如此疲惫,就劝我停止写作,说别把身体累垮了。他不知道的是,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停不下来的事,是终身所爱,是一种陪伴,更是寄托。如果说青年时拿起笔写东西,是一种人生迷茫时的本能选择,后来写着写着,写作就成为我生活里一件难以割舍的事情。不看书就心慌,看书受到启发就想写,不写出来心里难受。二十来岁时候的写作,更多的是有一种表达的欲望,我在成长过程中目睹和接触过很多的乡亲,我们村的、附近四面八方村庄的,大家有了红白喜事都会走动,这为我接触和认识社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乡村女性们,上到白发老妪,下到娇弱女童,她们的人生故事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艰难和不幸。总之多样、精彩,令人难忘。当我写作的时候,当我走出那个小村庄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我开始重新打量和思考她们的故事,写作的愿望也就明晰起来。我所见识的西海固乡村女性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优良美德,勤快、善良、包容、隐忍,如果说男性是撑起生活的骨架,女性就是填充骨架的血肉,正是她们让粗糙的生活变得饱满、丰腴,有了温度。她们的故事,有幸福也有哀愁,幸福深深打动我的心,哀愁令我柔肠百结,写她们成为我一种表达的需要。不管生活怎么变化,她们身上折射的这种女性特有的美德和优点,我觉得都不会过时,都值得肯定和学习。这好像就是一座文学富矿,我写了这么多年,她们的故事还没有写完,仍然有着值得挖掘的意义。

当然,写作的视野范围不能仅局限于女性。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人都值得书写,男性身上那种负重、吃苦、实在、厚道、豪爽的气概,也值得大书特书。

总之一句话,当年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并且一路坚持到今天,根源就在于我的乡村生活经历、我的乡土情感,这片土地是这样厚重,它无怨无悔地养育着我们,把最真的品质培植在我们的骨子里,这样的土地,这样的生活,除了用文学来讲述和抒发,对于我来说还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式。

在强大的生活面前,写作者也是不自由的

吴佳燕:对于写作者而言,写作的来路与受到的文学教育,除了有学校的教育、他人的影响,更为持久和重要的是自我的文学教育。这种自我教育首先来自个人生活的经历和教育,还有阅读对写作的打开和滋养。谈谈你在这方面的体会。

马金莲:当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老家待业,正是人生苦闷的阶段。那时候没什么书,我就翻字典,一本《新华字典》被我翻来覆去地看,原来很紧致的薄薄一本,后来就增厚了。有人说读书的最好效果就是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这个效果我没达到,我只是读厚了。其实这里头有着一个乡村待业女青年的无奈和寂寥,还有失意。字典看烦了,我就背诵古诗词。我小叔叔在大学进修,背回来一些中文系的课本,《现代汉语言》啊,《外国文学史》啊,《古代汉语》啊。我最喜欢的是《古代文学》,里面有古诗词,我选择一些喜欢的背诵,像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岳飞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满江红·写怀》、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纳兰性德的《长相思·山一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都是这时候背会的。在背诵的过程里,我感受古诗词的滋养,真是满口生香,缠绵悱恻,好像眼前无奈的现实生活也有了希望。现在回头看,真是得感谢这些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大师们遗留的精神食粮,在我最失意的时候为我输送了营养,给我最好的精神哺养。

吴佳燕:一个赋闲在家读字典的女青年形象,跟那个在教案本后面写小说的乡村教师一样,都加深着我对你的写作成长之路的理解与共情。确实是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期都有文学托底,在你失意的时候或者被生活碾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是文学拉了你一把,与你惺惺相惜。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知道一旦认定写作这条路,就像上紧弦的钟表或被拉满的弓,是一个充满各种艰辛和挑战、唯有不断发力前进的过程。在这二十多年的写作历程中,你一定也有很多酸甜苦辣和难忘的瞬间吧?

马金莲:有的,这种情况太多了。说起来真是一把辛酸泪啊,好像苦的方面更多一些,也有很多难忘的瞬间。

大概文学天然是站在弱者一边的,我的文学作品里关注了很多弱者,基本上都是乡村世界里的人和事。比如《春风》中的傻女,《蝴蝶瓦片》里的小刀,《伴暖》里乡村最后的留守男女,《低处的父亲》里的父亲,《长河》里的母亲等,我认为我们所看到和理解的世界当中,包括底层和弱者的普通群体,往往是大多数,他们才是组成生活的基本细胞,文学的关注点更应该在这一方面。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更应该关注的是人心、人性、情感等,这些更为柔软和隐秘的角落。写作,往往就是在人心的海洋里寻觅,别人看到的是表面的光芒与灿烂,我们观察的是光背后的影,影遮蔽处的疼痛与苦难,我相信这是写作的价值所在。在处理一些素材的时候,我其实比主人公更悲伤,因为我们得遵守生活的逻辑,就得违背情感的祈愿。比如在短篇《大拇指与小指尕》里头,那对小男孩最后中蛇毒身亡,有读者问我为什么要安排这样悲惨的命运给他们?我只能告诉他,陈述是作者的自由,但人物命运的走向是生活本身决定的,再聪明的作家都不能违背这一逻辑,我们无法赤膊上阵去安排主人公的命运,在强大的生活本身面前,写作者也是不自由的。

最近又有一个读者问我,《人妻》里的腊东梅最后为什么要得绝症?她活得那么努力那么辛苦,为什么不给她一个好点儿的命运?隔着手机屏幕我也能感受到读者强烈的正义感,但是,我说腊东梅的命运不是我能扭转的,她生存的环境、风气、观念等,都是造成她命运结局的因素,如果能扭转,那么腊东梅就不是腊东梅,她可能是刘东梅,也可能是王东梅,反正不再是腊东梅。而如果成了别的什么东梅,那么《人妻》这个中篇小说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恰恰是不能扭转的这个悲剧命运,才成就了《人妻》这部作品。文艺作品对美有多种呈现方式,喜剧和悲剧是最基本的两大类,《人妻》是典型的悲剧,就像鲁迅先生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你在痛苦中进行察觉和思考。一味提供愉悦的文学,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文学,是需要警惕的,人类文明之所以前进不息,就是既有愉悦,更有疼痛,心的疼痛会引发反思,反思才能推动人文进步,所以我拒绝只是讨巧的写作,更愿意走入人心的深处,在黑暗中摸索和寻觅、共情和拥抱。

吴佳燕:我觉得你从个人的写作经验出发,把文学和弱者的关系、小说人物命运的内部逻辑和悲剧的力量都说得形象而透彻。在对作品一些具体的处理上,有没有自己不满意的或特别得意之处?

马金莲:不满意肯定是有的。這个不满意来自我自己,出于文学修养和水平的限制,让我把一些原本应该更好的作品处理得不那么好。比如中篇小说《老人与窑》中老疯子的结尾,其实写到老疯子之死,就可以收笔了,但我后面又做了一些交代,那时候我对于中篇的认识和把握还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总感觉有些线索需要交代明白。如今回头看,这种狗尾续貂式的处理很笨拙,我想重新进行修改,又犹豫难定,最后决定包容自己在成长历程中一个阶段的幼稚和努力吧。还有长篇小说《马兰花开》中马兰的命运处理,马兰凭借自己的勤劳、聪慧、善良,在当今社会获取一份不错的生活、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也是她该得到的。但是她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从一个渴望外面世界的女孩到心甘情愿留在乡村的小媳妇,这个过程里的心灵历程的描摹,似乎是饱满的,大量的生活细节足够撑起它,但我总觉得最后有一点斧凿的痕迹,这一点我到今天都不满意。当然,我在充分反思后,也包容了它的缺陷。

等到了长篇小说《孤独树》中,这些问题就基本不存在了,因为我一路在要求自己成长。文学技巧的锤炼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更是凭借着一种勤奋不息的本能,在摸索中前行。二十四年走过,我也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记得处理《孤独树》结尾的时候,我十分纠结,无比痛苦。经过多年不懈的锤炼,我在处理素材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对生活内在逻辑的理解与尊重亦达到了更高境界。但是我再也不能像在《老人与窑》《马兰花开》中那样,对文本的人物有稍微的同情而留下斧凿的痕迹,我必须完全遵循文本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强大的生活逻辑面前,写作者只是写作者,只有描述权,没有篡改权。叙述者不是万能的,他深受生活本身的制约,因此,我只能无奈地看着农村留守老人带着无尽的遗憾逐渐衰老,留守儿童在亲情匮乏的环境中艰辛成长,乡村农耕生活逐渐走向衰败。这实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一段辉煌历程的终结,更是几代曾历经乡土生活的人们心中的创伤。我唯有极力克制自身的悲伤,力求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进行描绘。这个过程确实充满着艰辛与痛苦,我深感写作中的无奈。

当然,也有喜悦降临的时刻。比如在一个短篇小说《碎媳妇》中,雪花生了女儿,做了母亲,她面对自己生命创造出的小生命,那种喜悦和幸福是发自内心的,难以克制地流淌。这时候我也感同身受,觉得很幸福,心里充满了母亲般的甜蜜。我像雪花一样也傻傻地笑着,这时候下笔很珍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沉浸在那种初为人母的喜悦当中。那种文字营造的氛围好像能够蔓延到现实生活中来,我当时写得既顺畅无比,又小心翼翼,真怕一不小心就会破坏了这种美好和温馨。

写作是把孤独化作有温度的文字

吴佳燕:一晃我们八○后这一代已经人到中年了,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比如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比如突然遭遇的生死变故。但是你给我的印象是,文与人都一直那么朴素而充满活力。本色写作,本色做人,不炫技弄巧,不张扬精明,反而可以在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质朴的生命经验中抵达一种澄明与本真。在当下的文学现场,无论是我们所置身的高度技术化的时代,还是你作为一名创作稳健、不断突破的作家,你的写作都具有某种回归的样本意义,告诉我们还是那些人类最原始最普通最基本的情感在打动人,还是那些人类朴实共通的生命人性与情感命运更让人产生共鸣。永远如此,不分时间地域不分民族文化。质朴、真诚、悲悯,真正地回到初心,回到生命的源头和文学的基本精神。因此这样的作品可以在各种层次的受众中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你说你已经写了二十四年了,写作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占据重要分量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说说你对自己写作这些年所取得的成绩,或者做一个回顾性的总结吧。

马金莲:轻狂之心,人皆有之。请允许我在这稍稍地轻狂一下,将自己小小的成绩列举出来。我十八岁开始写作,那时候是2000年,千禧之年,因为学校当时举办过一个盛大的篝火晚会,所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如今2024年,二十四个春秋就这么过去了。回顾过往,可以说,使我感到充实、未虚度光阴,且能助我清晰铭记逐年历程的,莫过于书架上陈列的十九部著作。从2010年开始出第一本小说集《父亲的雪》开始,到去年出版的小说集《爱情蓬勃如春》,算起来我这些年一共出版了十九部书。其中长篇小说四部,小说集十五部。另外小说集《长河》被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长篇小说《马兰花开》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出版,同一本书的不同文字版本,我没有往总数里算。每当写作累了的时候,翻找某一本书的时候,我会在书柜前驻足,打量自己的这些书,它们像我的孩子一样让我心安。它们中的每一个篇章、每一段文字,甚至每一寸肌理、每一缕气息,我都那么熟悉。无数个白天和夜晚,数不清的瞬间,我纠结在文字中,和故事、人物、细节、语言打交道,我打磨它们,它们消耗我的时间和心力,真是个双向奔赴的过程。这个过程里的累、苦、难,自己都清楚,当然也有表达后的舒畅,抒发后的欣慰,更有收获后的喜悦。这十九部作品,其中《父亲的雪》和《碎媳妇》有两个单篇是重复的,《难肠》《长河》也有一篇重复。除此之外,再没有重复出版的,都是由最新发表的单篇集结起来的合本或者长篇直接出版。

少年子弟江湖老,有时候看着它们,我也会有一种岁月倏忽、年华不再的伤感。文学的江湖,很大,也很小,对于我这样长期生活在群山包围中的西海固,坚守纯文学、乡土题材、用传统手法写作的个体来说,有时候确实很孤独,也很迷茫,尤其是写作遇到卡壳的地方,就像笼子里的困兽一样,原地打转,左右奔突,尋找出口,渴望超越。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每当对镜自照的时候,发现日夜赶稿的自己鬓边又添了白发,便有一种独怆而涕下的悲凉,这种感觉没法诉说,也没有人可以倾听。说到底,写作是孤独的,就是坚守孤独、度过孤独,像吃饭喝水一样,把无数孤独的瞬间一一消化掉,才能化作最有温度和美感的文字,温暖自己,也带给别人阅读的享受。

说到这里我想说一声谢谢。在这些年的成长路上,我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遇到了很多的关注和帮助,包括组织的、个人的、长辈的、同行的,方方面面难以计数。当年我在春花文学社做社员的时候,文学社的辅导老师马正虎就注意到我,从此我幸运地进入马老师的培养视野,他不断地鞭策、鼓励和关心着我们,每次参加文学社的活动都那么令人喜悦,倍感鼓舞。对于十八九岁的青年人来说,长辈的鼓励真的无比重要,像指路明灯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后来我待业在家,《六盘山》编辑李方给我编发了小专辑,那算是我作为一个新人作者在《六盘山》的正式亮相,对于苦闷迷茫中的我来说,真是带来了极大的鼓励。西吉文联、宣传部的人先后关注到我,当时宣传部有个内部小报纸《今日西吉》,我的好几篇豆腐块就在上头刊登,这也是一种很不错的鼓励。后来固原市文联、宣传部开始关注我。尤其2007年我在丈夫教书的学校做聘用老师时,宁夏作协的人找到了我,是余光慧主席带着闫宏伟秘书长,询问了我的创作和生活现状,不久就带我外出参加宁夏作协和江苏作协的交流活动,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宁夏。记得在南方的碧水青山之间行走的那种新颖的感受,像奢华的梦一样深深铭刻在我心头,就算后来我走遍祖国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国门,都比不上第一次南下给我的印象深刻。再后来宁夏以外的刊物、评论家等,也都先后关注我,像《回族文学》《民族文学》《长江文艺》《北京文学》《十月》《花城》等,都向我伸出橄榄枝。尤其是《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这两本选刊,它们不断地选载我的中短篇小说,给了我极大的鼓励。白烨、孟繁华、贺绍俊、王干、刘大先、白草、郎伟等评论家,先后关注我的成长,从文学批评、推介方面给予我莫大的助推。

一条路走得顺不顺,就看你遇到了什么样的良师益友。很幸运,我一路都能遇到贵人,他们或者当头棒喝,或者春风化雨,或者循循善诱,或者指点迷津,用前辈、长者、老师、朋友的方式帮助我,让我一路走得不算太辛苦。每当想起他们,我的心里充满感激,告诉自己不要懈怠,继续埋头努力,写好作品的同时,也把这种情怀传递出去。要关注本土青年文学人才的发现、挖掘和培养,尤其是做了《六盘山》刊物的编辑以后,让我想起当年李方老师帮助我的情景,我便要求自己不存私心,心胸开阔,眼界长远,用李老师发现、重视我的方式,发现、培养每一个本土文学新人,耐下性子,一个字一个字帮他们修改,反复沟通,苦苦讲解,直到将自然来稿打磨成可以登上刊物的水准。这几年我很欣慰地看到,本土作家木沙、薛玉玉、马骏等人正在走出固原,走向宁夏,甚至走向全国。

乡村巨变呼唤更具分量的经典作品

吴佳燕:我最喜欢的是你对往昔西海固乡村风土人情的描绘,那构成了你创作的源泉与精神根基。身为一位坚守乡土题材的八○后作家,当前的乡村历经巨变,正面临城乡一体化、移民搬迁、乡村振兴等诸多时代挑战,既有机遇亦不乏挑战。你怎么看当下的乡土题材创作?或者说,对于你的乡土写作未来走向有何打算?

马金莲:说实话这方面我还没有做过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掌握,我一直在埋头写自己的东西,这种半封闭状态让我和外界交流不多。但是,对于自己一直坚持的乡土写作方向,我有过思考,也有担忧。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乡土写作,从大的范围来说,出过一大批经典作品,像《故乡》《呼兰河传》《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再到当代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像梁晓声、贾平凹、莫言、张炜、阿来等等,到了七○后八○后这里,我觉得关于故乡的概念,或者说他们的文学地标,不再那么明确。当然,以一个地方为出发点反复写作的,也大有人在,像坚持写阿勒泰的李娟,写北京的石一枫,写芳村的付秀莹,我自己也反复写扇子湾,但我觉得当代作家目前还没有奉献出高峰级别的作品。而整个乡村世界乃至乡土文明在经受时代变迁的考验之下,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过程是城市化的推进,是乡村人文形态、传统农业文明形态的一个衰落和更迭。这里有几代人观念的变迁,更有深层次的断裂和重组,那么该如何嬗变和接续,是遗落、湮灭还是保留和传承?应该有更具分量的经典作品来完成这一使命。作为八○后作家中的一分子,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志向朝着这个方面去努力,这也是八○后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吴佳燕:其实对于乡村人心在时代变迁中的变化,你是有思考的,比如《低处的父亲》《母亲和她的第一个连手》等作品对于西海固迁移者命运的关注,就体现了你把握新的乡村现实的雄心。而你的小说集《爱情蓬勃如春》里的诸多篇章,又开启了你城市文学写作的新维度。你一直在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突破与拓展,也是你的写作充满活力和变数的原因。对于以后的写作,有什么长远一点的打算或者规划?

马金莲:目前是每年堅持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和发表,大概四五篇吧,也就是十来万字的量,这个属于常态的计划,像工作计划一样。同时我会看准一个方面去为长篇小说做素材准备,这包括确立整体方向、编写大纲、进行专题采访、筛选素材,以及后续的创作和修改,直至最终发表和出版。

像之前的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孤独树》,现在正在修改的《骨肉》,都是这样做的。《骨肉》的准备和采访先后大概花了有四五年时间。大题材、大部头就得这样,急不得,急也没用,该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你得用足,慢工出细活,它不是急功近利能够解决的。这个过程其实很有意思,对作家来说,真正的享受其实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当你一个字一个字展现出你内心构想的那个世界和那些人物的时候,你就像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带给人物新生命一样,那种喜悦和丰足感,是难以形容的。后面我还会继续以中短篇创作为主,另外会策划新的长篇小说的取材和方向。再往长远考虑的话,可能会在固原本土历史和回族民族历史方面有所努力。

吴佳燕: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2018年8月21日在银川,宁夏作协给你开鲁迅文学奖获奖座谈会,我们一见如故。你的朴实、亲和、谦逊、热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来在朋友圈晒我们的合照,配了一句:终于见上面了,祝你的文学与人生之路更加宽阔、美好。十年之后,我对你初心不改、祝福依旧,加油吧亲爱的小伙伴!

责任编辑去影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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