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以脱贫攻坚为主要题材的新兴创作领域和生产引导机制，涌现出大量作品。如滕贞甫的《战国红》、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赵德发的《经山海》、关仁山的《金谷银山》、王华的《海雀，海雀》、潘红日的《驻村笔记》等。目前已有一些新闻报道和文章关注到脱贫攻坚题材文学的创作现象，主要以综述的方式，列举并简要分析代表作家和作品。经过几年的发展，脱贫攻坚文学的创作主体、艺术特色、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延伸出一些新特质，亦暴露出一些问题。四川是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省区，世代贫困的大凉山更是扶贫聚焦的中心。出生于大渡河上游、山高谷深的嘉绒地区的藏族作家阿来，对此更是深有体会。他在《文学创作要“上天入地”》等理论文章中，从大量亲身体验里反躬自省，详细展示自己对于脱贫攻坚工作历史性、宏观性的认识，对脱贫攻坚文学意义与价值进行根本性发掘和肯定，以及对如何写好脱贫攻坚文学的建议与反思。并创作了《大凉山访杜鹃花记》《从贫困山区孩子到脱贫攻坚汉子》等作品。本文将以阿来为线索和中心，勾勒当代脱贫攻坚文学整体创作图景的同时，与海内外相关主题作品形成对话，深入探讨新时代脱贫攻坚文学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议题。
一、作为一种时代现象的脱贫攻坚文学
虽然以脱贫攻坚为叙述重心的文学作品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因为贫困书写和乡村启蒙一直都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内容。但脱贫攻坚文学的兴起，与2013年后中国政府提出的脱贫攻坚战略和不断推进扶贫工作密切相关。在脱贫奔小康的过程中，文学也没有缺席。近年来脱贫攻坚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新兴题材，集中涌现出百余部作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作环境，以及不同于其他当代文学类别的生产机制。
脱贫攻坚文学以农村农民、乡土乡情为主要描写对象，广义上也可视为一种新时代的乡土文学，但与以往讲述相似内容的文学作品相比，有一些根本不同之处。首先从本质特征来看，脱贫攻坚题材文学紧扣时代脉搏，以人民为作品主角，侧重基层写实，以文学方式记录农民作为新时代的历史中心，在物质、精神等各方面摆脱贫困的故事，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产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主流乡土叙事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直面长期贫困落后的现实，主要借由苦难和悲剧叙事，批判乡村社会和封建文化的种种弊病。二是着力书写传统乡村生活的质朴和美好，构成对当今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反思，但当代脱贫攻坚题材文学却走出了另一种路径。首先，它并不过分理想化，不掩盖乡土社会至今仍存在贫困落后乃至封建愚昧等问题。同时，诚恳地展现了生活在农村的普通百姓，同样想要过上现代化生活的愿景。
其次，从创作机制来看，这股创作热潮是自下而上的，它诞生于中国最基层的乡村社会，主要得益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与主动选择。同时，又具备双向影响的复杂关系，短期内迅速壮大，得以成规模地发展，根本上离不开各级文化机构、各项国家和地方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例如，中国作家协会近几年的创作扶持项目，在征集作品和评审过程中都特别关注脱贫攻坚题材。2019年9月，中国作协组织了“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遴选25位小说家、报告文学作家和诗人奔赴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扶贫点深入生活、采访创作。2023年7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再次在山东临沂召开“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
二、脱贫攻坚文学的创作瓶颈与迷思
作为一种时代现象的脱贫攻坚文学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新晋的文学流派，与之前的乡土文学相比，显示出新的叙事重心和审美变化。然而，脱贫攻坚文学创作之“热”与市场之“冷”，形成了一组较为鲜明的对比。尽管作品数量已成一定集体规模，但是“出圈”之作仍然较少，与预设的目标存在不小差距。
“出圈”原本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通常用于形容某人或事在原有的范围或圈子之外获得广泛的认可。现多用于传播学范畴从小众空间走向大众视野的过程。《求是》杂志2021年第20期刊发《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文中提到，“新时代文学要主动出击、主动输出，实现‘破圈传播、‘跨界生长”①，让文学作品超越传统文学圈子的影响和局限，被更广泛的公众群体所接受和认可。近年来，中国不乏以脱贫攻坚为主要表现题材的“出圈”佳作。例如，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山海情》均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和观众热烈的反响，证明了大众对该主题文艺作品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反观现阶段中国脱贫攻坚题材文学，不仅以传统纸媒为载体的作品暂未取得超出预期的销量，在大众媒体上的传播度和讨论度也不高，甚至专业的文学批评界对此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主要原因除了当下严肃文学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之外，严肃文学的内在价值和启蒙意义也正不断遭遇弃置。因此，阿来主张文学传播若要“破圈”，创作首先必须“破茧”，更多面向脱贫攻坚题材文学创作本身反求诸己，找寻问题和答案。
阿来首先从本质上肯定和阐明脱贫攻坚文学的创作价值。正是因为中国脱贫攻坚文学具有独特的主题和写作重心，它甫一面世可能就会面临一些批评和争议。比如，有些学者认为脱贫攻坚文学主要是为政府的扶贫政策及成就进行宣传和歌颂，作品不足以真实反映贫困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一些脱贫攻坚文学作品过于注重宣传性和教育性，从而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但阿来并不认为脱贫攻坚文学预设的“政治性”是一种潜在的弱势，特意强调“我们的心胸要向时代潮流敞开。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鲁迅先生当年写下这样的诗句是愤激之语，但他的写作并没有采取逃避时代的态度”②。回顾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文章合为时而著”“文以载道”本就是经典的创作理念。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本不应脱离时代，而应与时俱进，紧密联系当时人们的需求和情感。与此同时，文学作品还应当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不仅是为了纯粹的艺术表达而存在，更不是为了消遣娱乐，而应承载着一定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来看，脱贫攻坚措施具有巨大意义，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符合全球共同追求改善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建立公平幸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此予以重视。
然而，这种兼具现实意义和创作价值的文体，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在深度、广度上与之匹配的佳作。从写作主体来看，阿来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作家自我的边缘化。在本文的前期调查统计中同样发现，中国脱贫攻坚题材文学有着非典型的创作主体，大量作品并不是由专业作家完成，出现了独特的“笔触下移”现象，形成以农民作家和驻村干部为主体的作家群，文学创作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亲身参与新时代农村改革实践的一种方式。这与阿来的第一手观察不谋而合。他指出：“我们常讲文学现场，我们在现场吗？人虽然在现场，但意识不在，心不在现场。在一个小天地里，自外于社会。”①
对于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阿来坦言一些作家持有消极态度，总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狭隘的、看似纯艺术的空间。作为社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作家们本应对时代的变迁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更强的责任感，并投入更多的热情。但是，一些作家却很难站在更广阔的国家民族，甚至世界和全球的角度去理解其深层次意义。这些作家往往忽略了消除贫困是一个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无法看到全球范围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实现这一总体目标异常艰难的现实，以及中国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在脱贫攻坚实践上所取得的广泛成效。事实上，任何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其背后都关涉着广阔深远的社会现实。阿来总结道：“我们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得到社会尊重，但我们真的付出不够，对社会变化的敏锐程度不够。”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老是抱怨自己被边缘化了，但如果我们一直在边缘书写，而不曾涉笔于这个时代的主流，那也就只好被边缘化了”②。文学原本应引领人们进入更广阔的境域，但为何作家却常常陷入文学圈的狭小天地？
第二，形式主义让作家无法真正进入脱贫攻坚的现场。形式主义通常指在文学或艺术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忽视实质内容的倾向，缺乏对社会现实、人类经验和社会问题的主动反思，导致作品脱离真实生活，无法真正反映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形式主义使作家难以真正深入贫困地区、了解贫困人群的真实生活和迫切需求，陷入自我表达的泥淖中，从而忽略了对社会现实的责任同关怀。作家如果持续以“圈外人”的创作立场，“启蒙者”高高在上的眼光，带着完成“政治任务”的心态，更关注文学技巧、结构、语言等文学的“文学性”层面，反而忽视了对贫困问题的深入调研。这种情况下，作品就可能变得虚无和空洞，无法切实触及贫困问题真正的本质。
三、如何写好脱贫攻坚文学
阿来从理论建设的向度上，为写好脱贫攻坚文学，提出两条重要路径。
一、深入体察现实，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笔法，反对过度的艺术包装和加工。阿来对于脱贫攻坚文学潜藏着唯美化现实的危险十分警觉，担心一些脱贫攻坚文学可能会过于乐观地描绘贫困地区的变化，从而忽视了整个过程的艰难和社会问题的本质。2015年，阿来就指出书写边地和少数族裔时，“东方主义”式的魅惑一度非常普遍。例如，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就把藏地描绘成守护着传统价值观与和谐生活方式的世外桃源。它既是对“东方”的理想化想象，又是对人类追求心灵净土的寄托，却并未完全真实地展现出西藏的现实风貌。阿来表示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祛魅和重新唤醒。“我二十多年的书写生涯中所着力表现的西藏，正是这个世界最乐意标注为异域的地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这也是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最关键的不同。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醒来的人们不禁会感到惊愕，感到迷惘与痛楚。他们上路，他们开始打破地理与意识的禁锢，开始跟整个世界对话，开始艰难地融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令人欣慰，也同时令人备感痛苦的过程。”①
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全媒体时代，作家很容易落入媒体资讯的“窠臼”，屈从于传媒的“引导”，甚至滑入生活的世俗表象②。阿来也注意到这种“魅惑”现象出现在脱贫攻坚书写中，通常表现为对乡村风俗文化的过分陶醉或世外桃源式的主观想象，以及对“三农”问题的片面理解和夸大描绘。因此，脱贫攻坚文学应当强调深入体察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对现实进行精确还原，传递深远的社会关怀。这意味着脱贫攻坚文学需要回归现实主义创作，反对过量的艺术加工，呈现社会真相。这种创作原则是对过度浪漫、夸张的文学表达方式的一种纠正，使文学更加贴近生活，更具社会责任感。
阿来的人物速写《从贫困山区孩子到脱贫攻坚汉子》③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基调，回顾了一位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从16岁贫困深山的大学生，到26岁科技扶贫工作组组长，从46岁访贫问苦的康巴汉子，再到56岁脱贫攻坚“拼命三郎”的人生经历，呈现出一幅改革开放以来，藏区社会不断进步的真实图景。阿来与这位名叫降初的藏族干部相识十余年，在大凉山腹地，他们曾一同跋涉于高山村寨，一起啃着玉米荞面饼和基层群众交流，因此能够塑造出鲜活感人的人物形象。真挚的情感表达、丰富的生活细节使读者更容易对新时代背景下脱贫攻坚工作产生共鸣、认同和理解。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写作精神。想要写出真正伟大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在实践中需要秉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创作理念。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写实的笔触刻画新时代农民的生活，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脱贫攻坚的现状，进而引发思考。这种创作方式不仅是对过去乡土文学创作中存在脱离现实的一种纠偏，更是作家对自身社会责任的积极担当。
在阿来看来，要写出一部合格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还需要充分获取地方性知识。至于为何需要足够的跨学科知识作为支撑，阿来给出了很详细的论证。如上节所述，作家之所以不能写出好的脱贫攻坚作品，往往在于自我边缘化以及被形式主义所困扰。因此，应该转变自己的创作立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用来教育和影响他人，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本身对作者来说也是一次认知能力的全面提升。如果没有这种写作立场和情感预设的真正转变，作家就无法和身处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这个转变要靠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正确认识来完成。所以，“今天，我们要书写乡村巨变的现实，不能只从文学开始，到文学结束，需要学习各个相关学科的知识”④。
据笔者观察，有关脱贫攻坚主题的文学作品，并不仅限于中国大陆的中文书写，海外华人作家也关注到了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凭借充分的实地调查，创作出了优秀作品。美籍华裔女作家邝丽莎历来坚持认同自己的华裔身份，始终在研究中国，讲述华人故事。在她的成名作《雪花秘扇》中，为了还原清朝湖南一个小镇上闺中女子的隐秘生活，邝丽莎就曾专门到湖南考察。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当时尚不通公路的江永县，见到女书最后一位传人——96岁的阳焕宜老太太，与他们一家朝夕相处。2017年，邝丽莎的作品《蜂鸟巷的茶房》将考察目光对准了云南山区里的阿卡族（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主人公李艳是一位在传统高山村庄长大的阿卡族女孩，她和家人原本清贫闭塞的生活，随着普洱茶产业贸易的兴起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大山深处的变迁故事，由一位远隔重洋的美籍华裔作家以英文讲述，却因扎实的调查和丰富的细节，显得感人且可信。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贫困程度最深、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针对近年来关于大凉山扶贫工作，出现了凉山最关键问题不是区域性整体深度贫困，而是人性的自私愚昧落后等不同声音。阿来解释到，在凉山形成以彝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为主体的深度贫困地区，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文化问题。他建议大家先放下文化优越感带来的傲慢与偏见，读一读彝族史诗如《勒俄特依》。这部史诗记述了彝族先民进入凉山的迁徙路线和家支间的争讼，从上古神话讲到相当沉痛的现实经验。我们能够从中获得的不仅是一些历史文化常识，而是可以通过这些地方性知识触碰到一个民族的内心和情感世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凉山以及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在“同情之理解”中看到他们抗拒现代性变革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原因①，从而真正意识到脱贫攻坚的必要性，以及这场社会实践的艰巨与伟大之处。《收获》杂志2023年第4期刊登了阿来的长篇散文《大凉山访杜鹃花记》。此文详细描写了阿来走访大凉山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既有游记散文的优美笔触，又有着田野笔记的写实描摹。阿来从《史记》《出师表》《宁远府志》中挖掘当地的位置境域与水文地貌，从《诗经》《植物志》中考据自然资源和地方特产。沿着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1941年带领学生徒步考察大凉山的轨迹，将自己此时的见闻与曾先生留下的《大凉山夷区考察记》加以对比。当年乱世之中，部落械斗、盗匪出没，联大师生历尽艰险走过的羊肠小道，今天已变成宽阔整齐的柏油马路，不变的是山林间绽放的杜鹃花将香气布满旷野。
在文中，阿来仿佛只是一位带领读者寻访大凉山杜鹃花海的导游，在如诗如画的风景描画中自然穿插着对这片土地过去与现在的介绍，并无刻意的抒情或主观的说教。读者却能从一点一滴的地方性知识中，捕捉到山野间沸腾的生命，他们的劳动与艰辛、挫折与追求，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变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在潜移默化间理解脱贫攻坚的必要性以及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
随着脱贫攻坚战役的全面打响，加之“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层层推进，脱贫攻坚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新兴题材，重构了新时代的乡土文学，呈现出中国乡村现实的不平衡发展现状及复杂性。这有助于文学表述中国乡村变迁与重构中的诸多议题，透视处于急剧转型阶段的乡村社会，解答新时代乡土题材文学应当具备的创作姿态等问题。阿来结合自身丰富的创作、生活及工作经验，从根本上肯定这一文学题材的创作价值，它见证了当下时代的伟大变革。但当代作家的自我边缘化和形式主义，却使脱贫攻坚题材文学没有产生足够多质量过硬的“出圈”佳作。如果作家能够扎根大地、摆正心态，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辅以充足的地方性知识，脱贫攻坚题材也能摆脱“匠气”和“说教气”，成为立足中国大地、记录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不朽的经典之作。
【作者简介】杨一，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杨丹丹）
猜你喜欢 阿来攻坚作家 作家的画文学自由谈(2022年5期)2022-09-28作家谈写作少年文艺·我爱写作文(2022年4期)2022-05-12作家现在时·智啊威小说月报(2022年2期)2022-04-02阿来对外国文学的择取与接受阿来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攀爬在生与死之间——论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阿来研究(2020年2期)2020-02-01既要继续攻坚 也要防止返贫当代陕西(2019年10期)2019-11-17脱贫攻坚应及时清理“淤堵点”当代陕西(2019年14期)2019-08-26从残缺到完美:论阿来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转变西藏研究(2017年5期)2018-01-30脱贫攻坚 重在落实红土地(2016年6期)2017-01-15互助：“联动”方能攻坚中国卫生(2016年8期)2016-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