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显章， 赵喜霞
( 1. 莆田学院 乡村振兴研究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2. 莆田学院 管理学院， 福建 莆田 351100 )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区域经济极易陷入不平衡状态， 城乡的差距尤为明显。
中国也面临城乡差距加大的困境。
事实上， 中国政府早就知悉且着手预防或应对此困境， 1982 到1986 年连续五年发布农业、 农村、 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2004 年到2017 年又连续14 年发布以 “三农” 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2015 年确定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
2016 年与2017 年强调农村供给面结构改革， 十九大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写入党章；
2018 年发布具有全面性、 系统性的乡村振兴战略文件。
至此， 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战略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1]“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就是要解决钱的问题、 地的问题和人的问题， 也就是深化透过赋予财政保障的融资渠道、 健全土地要素的改革制度及创新人才建设的引进培育机制。本文聚焦志愿服务幸福感对乡村振兴人才回流的功用， 因为要打破乡村要素单向流向城市的局面，不可只回应人才回流的经济利益诉求， 必须要更人性化地让进城与下乡的双向通道畅通才行。
而在乡村人才外流之际， 志愿者的招集尤是着力点。
1. 乡村萧条的主要结构性因素与乡村人才空心化
因为产业结构的改变引起劳动力供需市场的重组及劳动力地域间的移动， 直接冲击乡村经济， 日、 英、 德、 法等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遭遇过乡村衰落的困境[2]。
归纳西方诸国的文献后发现， 致使乡村萧条的主要结构性因素， 有因信息不完全使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 农产品质量管控不标准、 农民不擅于优化生产力及市场竞争力、 精致农业与科技农业无法落实、 环境生态议题认知落差、 农村金融体系落后、 乡村治理机制不善等。
所以各国也针对以上问题积极采取振兴措施， 而有效并可持续的措施共同点是人力资源到位及配置合理。
过去乡村人才培育措施有: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扶植文化工匠等非遗人才队伍， 号召包含科技人才等专业人士离岗下乡创业， 吸引企业家下乡投资兴业以及医师教师科技文化人员以挂职兼职等方式定期下乡服务。
虽然这些措施立意良好， 也实际可行， 但配套措施若没跟上， 难以永续实行。
甚至有时适得其反， 比如将乡村城市化与工业化后， 年轻人在比较利益法则下， 更会选择到城市发展， 促使乡村愈发空心化[3]。
2. 乡村人力外流加剧了乡村资源的落后
Kretzman 等认为人力资本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对城乡差距与产业经济的优化有直接影响， 但在以城市竞争力为全球经济商业的主轴下， 乡村人力资源的外流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城市资源的供给与分配， 缓解了人才矛盾， 但同时也加大了城乡差距， 导致乡村生活质量的劣化[4]。
回顾中国， 近半世纪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区域和城市间发展不平衡， 乡村人才过度外流造成乡村发展缓慢甚至停滞。
同时也制约了乡村既有产业的升级发展， 加上乡村知识增长速度过慢、 产业链断链以及生活附加价值 (即所谓的幸福感) 低， 使得留守乡村的民众发展抱负的渠道变窄， 青壮年人力资源外流， 使得乡村振兴战略缺乏主干人才。
所以长期形成的城乡差距与人力资本的失衡是结构性问题[5]， 单一乡村振兴方案或单一产业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乡村发展的问题。
因此要突破单一乡村的局限， 进一步整合区域人才，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产业。
3. 知识型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性
区域发展理论涉及政治经济学、 社会人类学、 人文地理学等学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全球经济与各国经济呈现明显的城乡发展边缘结构模式与发展不均的特征， 引发诸多跨学科领域的讨论， 产生了区域发展理论。
1980 年代后， 区域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又由经济核心区 (城市)和经济边缘区 (乡村) 的关联转向各乡村内部的人才问题。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 地方的社群关系网络是区域发展的主要基础， 能减少生产、 资金投注、 运营等产业链中的不确定性， 以人为本的区域产业也根植于地缘关系和社群聚集所创造出来的在地文化力， 能促进内部技术和制度创新[6]。
换言之， 社群关系网络的多元人力资源是重中之重。
而知识型人才是产业资源的核心，正因为知识型人力的市场竞争力很大， 所以知识型人才往往不愿意长期驻扎在低竞争低报酬(含心理报酬) 的环境。
因此若仅靠物质报酬难以达到让知识型人才在乡村安居乐业永续经营的目的。
本文将知识型人力资源广称为人才， 并探索在激励多元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提高志愿者幸福感对乡村人才振兴的作用。
1. 个体富裕却产生幸福悖论的原因
对于幸福有两个主要的测量方向: 一个是当下对于幸福与快乐高低的感受程度， 一个是对生活总体的满意程度[7]。
前者主要是源于朋友交际、 亲情浓疏、 职场等日常点滴事件的快乐或挫折；
后者则来自相当复杂的自我察觉的社会阶层定位， 一般与财富、 收入、 健康、 社会资本有关。
以此可理解国内某些现象， 比如乡村因青壮人力外流独留老弱幼孺， 致使乡村居民心生孤寂而觉得不幸福；
或者虽然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乡村生活比过去更富裕但村民不觉得更幸福。
个人生活富裕后理该觉得更幸福， 却因整体富有反使个体不感到更幸福， 这种悖论可能的原因有:第一， 富人的幸福是与穷人比较而来的， 当整体富裕后， 参考点随着水涨船高， 不论富人穷人自然感觉不到更幸福。
第二， 整体富有的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平均， 且常因资源配置倾向既得利益者(即原先的高收入者)， 以致穷人相对愈穷、 富人相对愈富。
所以穷人不会因自己比之前更富有而感到更幸福。
第三， 温水煮青蛙理论， 一开始个体的富有会带来幸福感， 但一段时间后， 个体适应了新的收入水平， 又回到原来的幸福水平。
2. 志愿服务的幸福感对下乡人才的号召力
如前所述， 所有的乡村振兴措施都必须关注人才， 而能否永续地让吸引人才投身乡村事业的关键在于下乡人才的幸福感。
但由于松散缓慢的乡村生活会让下乡人才丧失竞争力， 知识型人才意识到未来的不幸福， 所以不愿意长期驻扎乡村。
同时， 个体的幸福感会因时间及参考点的改变而改变， 物质丰富了， 而他们却不觉得更幸福。
也就是说只有知识型人才觉得更幸福了， 他们才愿意常驻乡村。
基此， 一些发达国家一边在研拟乡村人力资源方案， 一边着手推进志愿者服务。
因为在推进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中， 一可培养愿意留乡的当地青年， 二可引入更新更适合当地乡村发展的振兴模式， 三可激励志愿者未来届龄退休后返回曾经志愿服务过的乡村做贡献。
要鼓励人们参加志愿服务， 就要先研究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的动机。
在学术定义上， 志愿者服务被描述为完全是自由且自愿地投入个人时间与精力为某一组织或人 (群) 提供照护服务、 清理清洁或为其制造物资以供其使用， 却不获取财物上的补偿或对价金钱上的收入[8]。
关于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的动机与诱因的文献， 多关注志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 动机跟志愿者所获取的价值[9]，及其个人特质[10]。
西方众多的文献说明: 志愿者集中于高教育水平者、 高收入者、 已婚者[11]，动机主要有学习新技能、 锻炼已有的技能、 增加自信、 寻找心智成长的机会、 汲取人生经验、 弥补过往去回馈助人、 充实时间、 结识新朋友扩展生活圈及建立人际网络等[12]。
显然即使是利他主义者， 在参与志愿者服务工作时， 牵涉更多内隐的心理动机或外显的环境因素。
在参与时机上， 志愿者或许可以因同一个理由而不断或同时参加相同的义工活动；
而同一个志愿服务活动，每一志愿者也会有各自不同的动机或原因使他们投入服务工作[13]。
另一方面， 志愿服务活动可能会形成一种惯性循环， 也就是志愿者加入一个志愿服务组织后， 会连续不断地参与这个组织的活动， 进而形成群组认同模式[14]。
总而言之，在健全乡村人才机制的同时， 不妨参考一些国家的经验， 在负责乡村振兴的运作组织中配备招集志愿者的专职人员， 运用社会各界力量， 针对各种类型的志愿者需求设计吸引他们参与志愿服务的诱因， 如对知识青年， 应让他们觉得在志愿服务过程， 可以学习新技能并印证课堂已有的技能、 寻找心智成长的机会、 结识新朋友或扩展生活领域等。
1. 志愿者机制有利于乡村振兴人才的配置
不论中外， 工业化、 城市化的人类文明发展使得乡村凋落， 但是乡村振兴不是反工业化、 反城市化的反人类文明发展， 而是平衡畸形或不健康的社会城乡结构。
目前乡村面临两大挑战: 一是文化传承的断裂， 二是人力资源体系的瓦解。主要原因都是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造成地方文化的脱节和乡村经济萧条。
即使乡村居民在政府的帮助下， 幸福感已大幅提高， 但仍远不如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高。
乡村振兴在人力资源层面多以单一乡村、 单一产业为目标， 鼓动青年才俊回流；
然而乡村振兴旨在活络乡村经济与永续发展， 若进行人才资源抢夺战只会徒增城乡间的稀释效果跟排挤效果。
要达到城乡人才配置平衡， 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以在探索乡村特色与需求寻求最适人才配置的过程中， 应该善用志愿者服务机制，透过志愿者的情怀、 道德、 自愿和荣耀等方面的力量来增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 提高乡村居民的知识储备和技能， 避免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空洞化。
多元发展的志愿服务可以协调并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 激发创新、 创意的新产业形态或传统文史的新形态。
2. 知识型人才志愿服务激励策略的底层要素
知识型人才注重货币报酬， 因为货币报酬的量足以彰显他的价值；
但知识型人才在重视薪酬的同时， 也注重其他方式的非货币报酬及未来的发展机遇、 他人认可和多维生活的平衡。
虽然知识型人才对工作回馈的需求因人而异， 但是知识型人才的主人翁意识更强、 自我管理能力更高，对新的挑战有更强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所以更需要灵活的工作机制以满足他们内心的需求。而志愿服务恰恰能满足知识型人才的强烈自主性， 特别是知识型人才十分在意职业发展规划，而除了大型企业及国际型公司外， 几乎没有企业能满足知识型人才多元化且高度个体化的需求。志愿服务的出现， 为知识型人才提供了一个针对性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这大大增加他们的幸福感。
并且志愿服务的过程俨然是激励知识型人才完成自我实现的创造性活动， 它会产生两大特点: 1) 可以增加与自身相关领域专家交流的机会， 进而提升知识转化率， 这对知识型人才的吸引力远大于物质报酬。
2) 扩展知识型人才自身领域外的接触面， 激发实现自身价值的强烈欲望。
志愿服务过程使社会更加认同知识型人才的价值， 这对知识型人才而言是极高的成就激励。
3. 招募志愿者的主要策略
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人文环境和硬件环境的复兴与改善， 也得基于居民的立场去追求可近性与永续性的发展， 所以乡村振兴不能只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
乡村振兴在规划与执行过程中可运用招募志愿服务的方式去网罗多元的有远见的知识型人才。
在招募策略上， 有5 种主要的途径:一是与企业合作。
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企业发展与社会共荣， 如果志愿服务是企业内部的常规项目， 则有利企业发掘与培训人才， 所以乡村振兴项目的负责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的企业对接。
二是与政府机关部门合作。
公务员工作丰富性不如企业员工， 自我成长的弹性与空间也够灵活。
若乡村振兴项目与当地政府机关部门建立长期且稳定的志愿服务合作关系， 不仅可以扩大公务人员的见闻， 而且可填补乡村人才的缺口。
三是寻求高校等学术机构的支持。
高校教师是知识型人才， 受过一定的学术训练。
乡村振兴的课题落实也多靠高校教师， 除了给高校教师课题经费外， 亦可以组织学生志愿者服务科研与教学， 这样既可让学生学以致用， 也可吸引学生毕业后服务乡村。
四是和在地文化公益团体开展合作。
由于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人文文化失衡， 乡村振兴与文化保护息息相关， 当可与一些关心在地文化的公益组织团体联盟， 共同组织志愿服务活动，互蒙其利。
五是争取党政工会组织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争取党政工会组织的支持可以加深前4 种途径的合作关系。
以上5 种促成志愿服务的策略途径均有利知识型人才的自我成就激励。
以志愿服务为主体的发展轴线， 是以乡村发展的完整性计划， 组织符合阶段性任务的人才自愿下乡服务。
服务过程既满足贤能雅士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及财富累积的基本人性， 又满足他们回馈乡里、 承担社会责任的高层次心理需求。
通过志愿服务提高贤能雅士的幸福感， 辅以政策的诱因， 吸引他们留驻乡村。
志愿者幸福感具有外溢效果， 会吸引更多人才关注乡村， 最终产生群聚效应， 使这些人才成为乡村的新住民。
也唯有让志愿者感受到幸福， 才会让他们持续热心地投入乡村发展事业并吸引更多志愿者加入。
究其事实， 志愿服务幸福感的理念核心便是多元人才的跨城乡竞合机制。
借由在城市发展的人才力量，培养乡村在地人才， 同时抑制及缓和人才外流，进而让人才回流， 吸引外部人才留驻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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