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通，宋胜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正定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的起点，是其治国理政实践和经验积累的最初来源。任职正定时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萌芽时期，本文拟对习近平任职正定时期的改革实践和经济思想进行初步探讨，希望有助于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
1969年1月，年仅15岁的习近平到陕西梁家河村插队落户，在这里度过了7年的青春岁月。在担任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习近平带领村民打水井、修水坝、办沼气、办铁业社等，一心希望通过办实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7年知青生活磨练了习近平的意志，他立志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1]1451975年秋，习近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1979年夏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在工作中，习近平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如何走。他认为，改革开放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更贴近民生民情，更能了解社情民意，更有利于全面锻炼。而7年知青岁月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知识和工作经验，到农村和改革第一线去工作更能发挥他的优势。[2]77在很多年轻人忙于下海经商或出国留学的时候，习近平主动要求到基层去工作锻炼，并于1982年3月下沉到正定，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
正定地处华北平原中部，土地肥沃，水源充足。[3]1正定是中国北方的重要粮棉产区，农业生产发达，作为北方最早粮产亩产“上纲要”（400斤）、“过黄河”（500斤）、“跨长江”（800斤）的县，粮食高产本应给人民群众带来富足生活，然而却因为高征购使得当地老百姓缩衣节食，有的甚至要到别的县换地瓜干，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正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还不是很发达。正定县有关领导由于深受“左”的思想影响，因循守旧，对改革持观望态度。在组织上，各级班子文化程度偏低，年龄偏大。[1]89在经济上，正定是“经济农业单打一，农业粮食单打一”[1]5，生产结构单一，粮食生产越多征购越多，群众生活越困难，是个典型的“高产穷县”。在文化教育方面，从人才培养上看，高学历人才紧缺，人才断层严重；
从教育上看，校舍破旧、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学习条件差。[3]15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科菲时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甘愿为中国发展奉献自己。早在30多年前，在习近平从政的起点——正定，他就怀着“扎扎实实做几件于国有益、于民有利的事情”的社会责任感，用三年多的时间为河北的一个县谋划了一幅脱贫致富、引领改革的宏伟蓝图。通过走“半城郊型”经济道路、开拓旅游正定模式、念好“人才经”等改革实践，实现从任职初“高产穷县”到离任时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工业生产总值翻一番的巨大转变，并为正定改革开放谋划了一条县域经济腾飞之路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县域治理的典范。
（一）解决“高征购”及温饱问题
1970年代的正定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浪潮推动下，农业生产以高征购为荣，征购最高时多达11 367万斤。1982年习近平到来后，粮食征购定额仍然高达7 600万斤。为完成征购任务，挤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形成正定“经济农业单打一、农业粮食单打一”畸形发展的局面，而粮食收购价格实行一贯制，1981年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仅148元，成为远近闻名的“高产穷县”。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4]720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习近平和时任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向中央反映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对正定征购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确认习近平等人反映的问题属实，决定将正定征购额从7 600万斤减为4 800万斤，核减2 800万斤。在核减后，正定调整种植结构，大上经济作物，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400多元，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1]7习近平在正定任职时期，对农业税①农业税是指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由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全面取消。与农业生产多元化、商品化以及人民温饱之间关系的思考和判断，可谓是农业现代化改革的先声。
（二）积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当安徽小岗村实行大包干的消息见诸报端时，正定依然是传统的人民公社体制，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经营体制。改革开放初期，有的地方领导深受极“左”思想的桎梏，唯恐犯方向路线错误。[1]7实际上，当时河北全省上下大都对大包干持观望态度。习近平在上任之初，就召集县委农工部几名干部召开“闭门会”，交代他们一个秘密任务：到小岗村把经验学回来。在学习经验后，习近平顶压力冒风险，选择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距县城较远的双店公社做大包干试点，结果该公社当年产值翻了一番半，人均收入从210元涨到400多元。此后，全县领导统一思想，按照“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原则，在全县推广大包干，开了河北省的先河。时任正定县长程宝怀说：“近平在推行大包干起到中流砥柱作用。”[1]10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大踏步前进。1985年，全县农业总收入达到4.3亿元，比1982年翻了近两番。[5]
（三）为经济发展念好“人才经”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人才任之，国家和地方治理，莫不如此。习近平以身作则，按照省委规定，要求正定领导干部“每年三分之一时间深入基层”，希望通过深入基层来“摸清资源、经济、文化、教育、人才、技术、民俗、传统等各方面情况，以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3]145据调研统计，正定县截止到1982年全县人口达40多万，但大专以上学历仅有379人。人才不足已经成为阻碍正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3]39
为广泛招揽人才到正定工作，1983年3月习近平主导制定正定《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②中共正定县委、县政府《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正发[1983]14号）。，即“人才九条”。“人才九条”突破常规，机动灵活，不限籍贯、不限身份，大胆给予人才高待遇、高收益。比如对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不论是否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等一律接收，可以先工作后办手续，一律吃细粮，对项目成功的提供分成或一次性总报酬，允许研究项目失败等，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也为人才迸发激情潜能提供动力。
为扩大人才政策影响力，做好宣传工作，习近平联系《河北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刊发文章宣传正定的“人才九条”，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组建人才技术开发公司进行人才招聘。一石激起千层浪，人才招聘信息发布后不久，很快就接到1 000多封求职信件，先后引进机械、化工等13个行业374人到正定工作。同时，习近平还亲自给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大学生写信，希望他们早日以优异的成绩成就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也指出农村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也离不开农村的相互关系。为弥补正定科技知识、管理经验的不足，习近平以学生身份给华罗庚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写信，请求他们做正定经济发展顾问，为正定经济发展重大决策择取最佳方案。在专家的支持下，正定与全国26所院校、21家科研单位、76家重点企业组建了良好合作关系，现代科技知识、市场信息使正定经济发展步伐更加稳健。
除聘请、发掘、引进技术人员和专家学者外，习近平还对正定的组织机构进行内部整改，革新领导机构，整改基层党团组织，为改革充实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年轻干部。通过人才经的“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一套组合拳，正定的经济发展焕发了新的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观是一以贯之的，不论是“人才九条”的竭智尽才，还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乃至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习近平总书记都反复强调我们始终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味他当年在正定所讲的“没有人才，县不能富，民不能强”，就能体会到他早就对人才和扶贫、发展的辩证关系有极为深刻的认识。
（四）发展“半城郊型经济”
习近平赴任正定后，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走访了不少群众，召开了有公社干部、社员等参加的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对当时正定农村的现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都有了深入了解，对确定正定的战略定位和制定经济发展规划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路。[1]2
在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为进一步推动正定经济发展，习近平制定了“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所谓“半城郊型经济”，即拥有“城郊型”经济的依托城市、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城乡联系比较密切、工农结合比较紧密等特点，同时具备农村经济的某些特点，是两类经济结合的中间型经济。[3]122习近平利用正定临近石家庄市区、交通方便、市场广阔、人多地少、劳力充足、文化技术基础较好的特点，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的经济发展方针，在规划上树立“依托城市、服务城市、打入石市、挤入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国”的发展思路。[1]4
1.树立大农业思想，建立合理的、平衡发展经济结构
与改革开放前“以粮为纲”不同，正定农业生产逐步具有了“合理的生产和经营结构”。[3]123首先在农作物方面，大量生产种植适应市场需求的经济作物，如瓜果、蔬菜、花卉等。同时注重合理利用土地空间，发展林粮间作、瓜果间作、乔灌间作以及粮果间作的立体农业，还利用农家庭院发展庭院经济。其次，在养殖业方面，大力发展为城市提供肉蛋奶等副食品的完整种源、饲料、防疫、技术服务等一条龙的食品链供应与产销一体经营模式。再次，在工业上，既注重为城市生活服务的加工业务，又注重农产品的深加工，实现多次增值，要求每个村社都有自己的工副业。最后，加强劳动力输出，积极为石家庄提供建筑、劳务、运输、饮食等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采取这些措施，逐步发展为“有多种生产门类、满足多种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3]124。
2.积极服务商品生产
第一，强调信息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信息是商品生产的耳目和神经系统”，而“捕捉信息是搞活经济必不可少的手段”。[3]124-125正定建立了以信息中心为中枢的蛛网型信息网络，在各地建立固定联络点，学习外地经验，加强信息骨干培养，建好信息档案，提高捕捉、分析、利用信息转化为财富和生产力的能力。第二，大力促进流通。强调供销社和信用社要进行体制改革，使它们分别真正成为农村经济的综合服务中心和群众性的合作经营组织。支持个体商业服务性行业，支持流通领域的重点户和专业户，同时与全国各省市建立供销关系，千方百计使商品流通处于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常流不枯、常注不溢的良好状态。[3]126第三，讲究协作和联营。为进一步搞好技术引进和经济技术协作，习近平要求各村要联系一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重点厂家作为协作单位，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总之，从单一经营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立体化大农业，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商品化生产的现代农业，正定乡村工业和商业在农村经济孕育中迅速发展起来，使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贮藏、运输、销售连成一体，形成农工商一体化新模式。[3]142由此可见，习近平始终将“三农”问题放在首位，无论是福建走一条发展大农业路子的“闽东思考”，还是浙江的“三位一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改革，亦或是当今的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核心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其思考轨迹、实施方案和正定的“半城郊型”经济可谓一脉相承。
（五）旅游兴县
正定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长期是河北中部的经济政治中心，名人辈出，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九楼四塔八大寺”等众多名闻遐迩的历史建筑。其中，以隆兴寺最为著名，因寺内有高达22米的铜铸菩萨，又被称为“大佛寺”。
习近平高度重视正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将旅游业作为保护正定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方式，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习近平的推动下，正定修建常山公园，修缮大佛寺，组建飞机旅游观光公司，兴建荣国府。[1]21荣国府的兴建更是经历一番波折。习近平得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投拍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之后，果断提出为电视剧拍摄提供场地，希望通过搭建实景场地来打造旅游景点，带来持续收益。为此，正定多方筹措资金，突破重重困难，还原了真实的荣国府，开业初期就实现旅游总收入1 761万元。荣国府带动了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最终形成“旅游兴县、带动三产、服务城市，打造了石家庄最近旅游窗口”的“正定模式”。
实践出真知，习近平任职正定时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源于他在正定的一系列改革实践，习近平经济思想由此萌芽。
（一）打破桎梏，解放思想，为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十年浩劫”的干扰、破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影响。正定也是一样，干部群众思想混乱，诸如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渺茫论”、对改革开放政策不理解的“复辟论”等悄悄流行。习近平在全县精神文明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针对共产主义“渺茫论”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做的努力”，认为只要“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事业一定会实现”[3]13。
面对对实行市场经济政策不理解，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错误认识，习近平一方面引导大家深入学习政策文件，一方面加强政策宣讲，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逐渐认识到“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是利国富民的正确方针”[3]13。在1983年全县安排今冬明春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商品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不但需要商品经济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促进它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的。”[3]961984年，习近平在县委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解决一些同志认识上的“葫芦型”问题，减少来自中间环节的负责干部在解放思想、执行政策上的主要阻力，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与党中央高度一致。针对搞活经济的新的思想问题，明确搞活经济与打击经济犯罪的界限，划清勤劳致富和非法致富的界限，划清党员干部带头致富和以权谋私、违法乱纪的界限。为农民搞活经济、发展生产经营活动撑腰助力，专门设立包含“率先致富奖”“自学成才奖”“特别奖”“伯乐奖”等名目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奖励对象既有种花养鸡的普通农民，也有个体、私营企业的小老板。[6]
（二）发展内外兼顾的开放型经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早在1983年，正定刚解决温饱问题，习近平就派出考察团到广东省学习经验。广州之行给正定干部群众带来了深深的震撼，明白自己与沿海开放城市在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应该奋起直追。
习近平不仅注重向沿海开放城市学习，同时还注意向周边发展较好的市县学习。例如，习近平多次在会议上提及学习保定市蠡县，1983年12月，他亲自带领全县三级干部到蠡县参观学习。参观后在全县会议上明确提出：“开阔视野，看得远一点，手伸得长一点，搞一点‘拿来主义’，‘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是有害无益的。”[3]117此后，习近平又带队到天津、江苏等地参观学习，正定人逐步打开眼界、扭转观念，开始积极对外贸易，设置供销点、联络点，对外输出商品、劳力、服务，对内引进技术、资金以及人才。
“对外开放，首先从思想解放开始。习书记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转变了我们的观念。思想的阀门打开了，改革的春风就进来了”[7]，正定干部群众这样评价习近平的开放型经济。习近平指出：“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性经济，要加快其发展，必须实行开放性政策，把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有利条件都充分利用起来。”[3]116上述经济协作、人才引进、聘请经济顾问团、建立信息网络等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逐步实施并发挥作用的。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正定与东北的黑龙江延寿、华北的山西原平、西北的陕西延安等地建立了全方位经济协作关系。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带领正定玉米加工技术考察团到美国考察，学习玉米深加工和综合利用的技术、经验，并与美国有关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三）大力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
1984年，习近平在全县会议上提出，“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三大前提下搞农业”[3]137，指出“农业经济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联结而成的网络结构”[3]138。可见，习近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明确认识到生态平衡对经济建设、对农业发展的关系最为重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正定县最典型的就是开发“两河滩”。正定有老磁河、滹沱河两河河滩14.3万亩，之前因为河滩沙滩地开荒改造、种植粮食，造成植被破坏、风沙加剧。但是，在习近平看来，河滩是一块没有被利用的宝地。在任期间，习近平推动开发两河滩，鼓励农民趁农闲时节改造河滩地，以林还林，建设速生丰产林、金丝小枣和水果基地，发展林业经济；
配合粮食作物，推广粮果、粮桐、粮枣间作，形成多层次立体结构经济发展模式，使荒滩变成宝滩。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充分吸收国外经济理论优秀成果、经济发展有益经验，遵循和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新时代，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主动引领把握经济新常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任何思想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产物，习近平经济思想萌芽于正定时期，学习和研究这一时期习近平的经济思想，主要启示如下：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在正定时期坚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理念，不唯上，不唯书，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提出“高征购问题”，开大包干先河，真正解决了正定百姓的温饱问题。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
第二，坚持统筹协调发展。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带领正定领导班子守正创新，走“半城郊型经济”道路。习近平提出的半城郊型经济，在农业经济发展上既为城市服务，又掏城市腰包，创造了“不丢城，不误乡，利城富乡”[3]123的城乡协调发展新模式。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部分，都是硬任务”，要求“把精神文明建设当成战略方针来抓”。[3]17新时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8]
第三，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的战略思维。习近平在正定时期就强调“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提出了“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发展战略”[3]283这一胸怀大局的超越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思维。例如，在生态保护方面，准确认识到合理开发、节制使用以求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平衡，是现代、当代的战略。[3]137习近平始终重视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浙江任职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为新时代绿色循环可持续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无不是习近平总书记以问题导向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
第四，实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开放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执政正定最为突出的改革理念。习近平对内实施人才政策，搞经济协作，聘请经济顾问团，对外出国学习美国玉米深加工技术，在全国各地建立销售点、信息联络点，这无不体现了开放型经济特点。正定时期的开放发展理念与当今“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脉络一以贯之。今天，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指导下，中国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经济全球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球经济领域的普惠、开放、共赢、包容的发展新格局。
联系到习近平在正定的改革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新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正定时期经济思想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在新时代，我们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经济思想，溯源习近平正定时期经济思想的产生和演进，可以清晰地看出习近平经济思想萌芽于正定时期，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创新性、科学性和连续性。习近平在正定任职时期将先进的发展理念与地方实践相结合，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一贯的思想路线，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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