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一溪
（唐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志贺直哉一生近乎经历了日本近代史上的所有重大战争。少年时（11岁）时甲午战争爆发，青年时（21岁）目睹了日俄战争，中年时（31岁）见证了一战，老年时（54岁）更是历经了日本侵华战争。甲午战争爆发时志贺直哉年纪幼小未能发表反战言论，而对于其余三场战争他都表现出明确的反战态度。志贺直哉的反战作品基本以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随笔以及日记等形式呈现，展现了战争对于人性的蹂躏与破坏，戳破了浪漫英雄主义背后的独裁专制的虚伪面孔，表现了他对战争践踏人道的愤怒[1]78。人道主义是其反战小说的核心，他从个体出发扩展到整个社会，追求个人与社会的爱与正义。
（一）战争对个人的扭曲
志贺直哉反映日俄战争的作品基本都立足于普通士兵来表现残酷的战争，表现战争对人造成的外在伤害，深入人物内心，反思战争对人性的扭曲。他的短篇小说《插曲》将日本退役大尉作为叙述主体，以冷酷的笔调表现了日俄战场上凶残的日军形象。小说中有两个人物，分别是“我”和外号为“伯劳”的中尉。伯劳是一种凶狠的食肉性鸟类，进食时将猎物钉在铁丝网上撕扯猎物，因此得名“屠夫鸟”。中尉正如伯劳鸟一样凶残无比，他残忍地处理尸坑里的尸体，无情地杀死战壕里尚未断气的敌兵。小说令人惊悚的描写使得该作品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得以正式发表。故事的结局也耐人寻味，“我”被子弹打伤左眼，颊骨粉碎，身受重伤；
而中尉却获得了甲等功勋，步步高升。志贺直哉用这一讽刺性的结尾表现了自己对于所谓正义战争的嘲讽。
小说《伤兵》也表现了日俄战争的残酷状况。作品描写了一个在战争中负伤的残疾军人，他失去了双手和一只眼睛，怪异的样子令人心生恐惧。最显眼的是他军服上面有缝制过军功章的痕迹。小说通过对执着于战争荣耀的个人的刻画，表现了志贺直哉对战争的嘲讽。
志贺直哉未定稿的《甚吉》也描绘了日俄战争中一名普通士兵的遭遇。士兵甚吉参战前受到当地人民英雄般的礼待，而当他在战争中失去双目回到家乡时，鼓励他上战场的父亲已经去世，当地人也被折磨得麻木不仁。《甚吉》反映了日俄战争从爆发到结束整个日本社会人们的心境变化。1903年8月到1904年1月，日俄双方由谈判走向破裂并开战。面对大幅增加的军费开支，日本国民的生活举步维艰。虽然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正因如此，日本国民才从战争的狂热中逐渐冷静，开始反思战争[2]37。
（二）战争对集体的毒害
志贺直哉的文学作品不仅表现了残酷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而且揭示了军政府蛊惑民众，企图侵略扩张的野心。他于1908年创作完成的《可怕的迷信》表现了一般民众的无知与日本政府的暴行。开篇他就写到日本人中存在一种“可怕的迷信”，那就是“唯天皇的命令为是”[3]279。志贺直哉指出天皇让民众为他杀人后去送死，而这都以忠君报国为借口。他模仿但丁的《神曲》，让战士们的魂魄游荡在地狱与天堂之间。这些“为国牺牲”的战士死后被社会报道和祭奠，但是当他们来到生前天皇所许诺的极乐世界入口时却被拦了下来。因为双手沾满别人鲜血的灵魂是无法升入天堂的，他们无奈前往修罗城。在修罗城他们遇到了曾经的名将北条时宗、源义仲、加藤清正等人的灵魂。最令人意外的是，日本中世纪武将楠正成也在其中，他对推翻幕府、巩固皇权做出重要贡献，被日本人奉为忠君爱国的象征。但是在志贺直哉的笔下，军神不过是一个没有自我思想的躯壳，是任由天皇使用的武器。志贺直哉对于传统英雄形象的颠覆正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虚伪性的批判，由此讽刺了日本国民麻木不仁、缺乏自我的“愚忠”思想。
《觉中梦》更是志贺直哉向日本天皇制度发出的战帖。作品讲述了出生贵族的“我”目睹了天皇统治之下社会中的种种问题。最后当政府授予“我”教授一职时，“我”果断拒绝，并提出废除天皇制。政府得知“我”的行为后，不仅将“我”列入黑名单，而且企图暗杀“我”。《觉中梦二》作为《觉中梦》的续篇讲述了“我”由于写了被政府迫害的经历而遭到政府查禁，“我”的孩子甚至被勒令退学。情急之下，“我”将孩子送到高尔基那里，十几年后孩子回国与我一同成了革命斗士。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对外扩张的野心逐渐增强。狭隘的民族主义令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命令盲目服从，最终演化为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对整个亚洲的侵略。志贺直哉在作品中安排天皇堕入地狱正体现了他对于天皇这种将自身利益建立在他国和他人痛苦之上的行径的愤怒。
（一）白桦派的人道主义创作
一战中的日本不仅投靠协约国，并与德国开战企图占领山东。日本政府不满足于仅占领胶州湾，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进军西伯利亚并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此时的志贺直哉已经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加入了白桦派，与一群有识之士共同反对战争。一战期间志贺直哉有过短暂的入伍经历，这也令他更加关注军队生活与法西斯军队的野蛮行为。
1910年，日本一批物质生活条件优越的作家创办了《白桦》杂志，志贺直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家。白桦派文学的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具体是指消除人种与阶级间的差别，为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而努力。他们以积极、合理的个人主观要求作为实现尊重自然意志的方式，在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中以精神克服非精神的东西，将人从束缚中解放，进而重新调整人与他者的关系，并达到至善的境界[4]184。白桦派反映了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生存与思想状态，并对日本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芥川龙之介曾评价白桦派“为文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西乡信纲也认为白桦派恢复了自然主义所抹杀的对人性的信赖，而将“近代的人道主义引进文学界”。可见，白桦派作家的作品蕴含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4]183。
白桦派作家在吸收托尔斯泰与梅特林克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摒弃了其原有的复杂含义而形成了日本特色的人道主义。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的核心是“正义”与“自我”，作品中对弱者的同情、对战争的鞭挞、对人类自由与发展的追求都是追求自我与正义的体现。志贺直哉就是一个同情弱者、批评社会不公的人道主义思想家，他尊重人性、同情弱者、弘扬社会正义。从他的《到网走去》和《正义派》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志贺直哉在与白桦派作家相互学习、相互启迪中以对弱者的关怀，呼唤和平与正义的到来。
（二）兵役制度的批判
志贺直哉创作于一战期间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对日本政府义务兵制度的批判。日本政府在一战爆发前就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征兵，征兵的对象除日本民众外，还有殖民地的人民。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就坚定地否定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倡导个人主义。他在被奉为“时代的英雄”的乃木大将面前直言：“军人不晓得人的价值。”[5]109显然，当时的“人的价值”指的明治时代的以忠君为基础的爱国，而武者小路所说的“人的价值”则正是白桦派所强调的以善和美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白桦派作家认为政府的兵役制度将人作为侵略的工具用以发动战争，这是一种违背人道主义的行为。乃木大将在天皇病死后剖腹自杀，他的残忍与愚忠成了志贺直哉作品中军人的典型形象。
1910年从东京帝国大学退学的志贺直哉被进行征兵体检，在体检通过后，为了缩短服兵役的时间，他提交了“一年制志愿兵”申请。同年12月，他被迫前往千叶县市川鸿台的野战炮兵队。军队生活令他觉得十分厌恶，“换穿军服的时候感到一阵厌烦”，想到长达一年的服兵役时间他又感到“悲哀”[6]447。对军队深恶痛觉的志贺直哉通过柳宗悦和井田磐楠等人的关系，在服役后的第九天以“耳鼻疾患”被免除兵役。《一个男人·姐姐的死》中描绘了退伍回家时的激动与兴奋，“终于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浑身充满了喜悦与疲惫，好似从异国漫长的旅程中刚刚归来”[6]447。他的兴奋不仅在于逃脱了直面死亡的威胁，而且是个人对抗军国主义的胜利。经历了短暂的军队生活后志贺直哉对于征兵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那些被迫入伍的士兵更加同情。在《片断》一文中，他批评死刑被认为是酷刑，但是战死沙场却被认为是光荣，而日本的强行征兵制度本身就是在强迫日本民众接受自己家人的死，还强行称之为“荣誉”[7]233。对于政府这种无视国民意愿的做法，志贺直哉十分愤慨。
同年“明治节”时，志贺直哉与表弟一起去柴崎买鸭子的时候碰到了节日期间进行演习的部队。灼热阳光的照射下，士兵们不堪重负，晕倒者也不占少数。见到如此情景的志贺直哉将士兵与无力抵抗的鸭子作比较，感慨他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而写下了《十一月三日下午的事》。志贺直哉对于明治时期推行的非人道的征兵制度的批评实质上正是对战争对人的异化的批判。
（一）管制下的“沉默”
大正时期，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位有所上升。由于受战争之后经济萧条和关东大地震的影响，昭和时期开始出现金融危机，社会动荡加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携手，加快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步伐。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在对外侵略的同时也压制着国内的言论自由，对无产阶级作家进行了残忍迫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小林多喜二被选为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书记长，全力投身革命事业。日本法西斯的残忍迫害令革命党人被迫转移地下，1933年初的一天，东京筑地警察署逮捕了小林多喜二，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致其死亡[8]101。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引发了全世界的愤怒，志贺直哉更是冒着危险为小林多喜二的母亲写去了慰问信。同年，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被逮捕判刑。志贺直哉在表达痛心的同时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军国主义对于人性的践踏。
1932年，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并炮制出了“一·二八事变”。国民党政府被迫向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提起诉讼。“国际联盟”经过调查后认定，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属于侵略，否定其建立“满洲国”的主张。日本军政府见到这一裁决恼羞成怒。志贺直哉对此曾发文讽刺日本政府以为能像控制国内舆论一般控制国外，但是只要“看透军部的意图就越不可能被支配”[3]642。他于同一年创作的小说《菰野》进一步将矛头对准了日本财阀政治的真面目，认为“国防协会”不过是以爱国为旗号搜刮民脂的骗子。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对日本文艺界的管制也逐渐加深，表现日军暴行的反战小说《护着的士兵》《战神之歌》等都遭到查禁，即使是单纯描写男女爱情故事的也被认为“充满女人味”会妨碍国民精神而遭到禁止。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令志贺直哉无法自由创作。与许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卖命的文人相反，战争期间直至战争结束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作品。志贺直哉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始终采取厌恶不合作的态度，《早春的旅行》《寂寞的一生》是这一时期仅有的作品[9]427。日本侵华时期也正是志贺直哉的第三个创作空白期，前两个则是日本学界公认的大正三年至大正五年（1914—1916年）以及昭和十七年至昭和二十年（1942—1945年）[10]42。
（二）战争后的“反思”
1945年，随着日本宣告战败，日本国内的言论自由随之恢复。经过第三个创作空白期的志贺直哉写了大量关于社会生活的时评，这些近似随笔的短文很容易被人忽略但却真实反映了志贺直哉对战后日本发展的思考。
志贺直哉于1945年11月所作的《铜像》一文辛辣评判了世界历史上的战争狂人。他第一个批评的对象就是日本人眼中的传奇名将丰臣秀吉，日本人“像孩子一样崇拜秀吉”，赞美他攻打明朝的行为，然而却忽略了背后牺牲的生命[11]313。日本的“大陆政策”并不是近代才开始的，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就曾两度侵略朝鲜[12]133。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海外熊飞论”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针对中国与朝鲜的对外扩张思想，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近代的日本。志贺直哉通过对传统英雄丰臣秀吉的批判，表明了他对于军国主义操纵下战争实质的领悟。同时他将拿破仑与希特勒比较，因为他看到拿破仑在传播资产阶级先进思想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带来了苦难。文章的最后他呼吁，为防止第二个东条英机的出现，要造一个铜像，要让人们永远记住痛苦的历史，防止军国主义思想的复苏。《铜像》之后他还创作了《不可屈服于压力》《铃木贯太郎》和《桂美子的老师》等作品，进一步掀掉了军国主义为自己辩护的遮羞布。
志贺直哉对战争的反思并没有停留在对于战争本身残酷性的谴责，为了国家能够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更加注重对青年一代的引导。《特攻队再教育》揭露了战时特工队所接受的自杀式洗脑教育，他认为曾经的特攻队员如果不能适应新时代，那么将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法西斯政府毁掉的青年一代的善后工作也应当由现政府承担起来。此外，他还写过《第一年》和开幕词《致青年一代》，表达了他对于年青一代精神重建的关心。战后的志贺直哉对于天皇制度的反思更加深入。《天皇制》中他所反对的不再是肉身性的天皇，而是作为政治制度的天皇制，它本身的脆弱性决定了容易
被其他势力所利用。
志贺直哉三个时期的反战文学各有特征。日俄战争时期集中表现战争对个人与集体的扭曲；
一战时期以日本化的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对战争和兵役制度进行了批判；
二战后又开始思考战后社会的精神重建。作为白桦派成员之一的志贺直哉从批判自然主义出发，追求自我确立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无论是早期的尖锐批判，还是晚期的沉默与思考，坚决反对战争的态度可以看出志贺直哉确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