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杨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家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文明程度的结果，是社会生产、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家庭教育是社会教化的基础，家训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形式和载体。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宗旨的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王船山一生博览群书，怀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勤于著述，自觉肩负起复兴中华文化的重任。他也非常重视家族子孙的教育，留下了《家世节录》《示子侄》《传家十四戒》等家训相关作品，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其家训思想。
船山家训思想的形成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船山家训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了社会现实环境的触发，也受到了邗江王氏家族家风家训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了明代家谱编修风气的影响。
船山家训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环境的触发。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皇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奸臣当道，统治阶级内部腐朽，官场风气堕落，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危机进一步加重。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达官显贵和地方缙绅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大量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不仅使得大批农民流离失所，而且破坏了军屯制度，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破坏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稳定性。思想文化上，封建道德走向衰落，旧有的理学教条已经不能解决现实的社会危机，占据统治地位的宋明理学开始分化解体。社会矛盾的复杂尖锐，最终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席卷明朝之际，早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满清少数民族政权趁机兴师讨伐明朝，最终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了大一统的政权。在明末严重的社会危机中，一批有识之士开始进行反思和总结，寻求救国图强的良策，王船山便是其中一员。王船山直面明末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怀着“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担当和责任，深入思考，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和破解困局的方法。船山家训思想即是他基于明清鼎革社会现实对修身、齐家、处世等方面进行的思考和总结，并借之以传达给家族子弟。
船山家训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了邗江王氏家族家风家训的影响。“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无论是在家国同构的古代封建社会，还是在追求和谐发展的当代中国，家庭始终是人安身立命之所，是构成社会最小的细胞，是社会的重要基石。《礼记·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1]661因此，从古至今，中国的家庭历来都有重视家族子孙教育的优良传统，家训文化便成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些家训是家族先辈宝贵人生经验的结晶和总结，凝结了家族先辈们大量的心血，倾注了家族先辈对后代子孙的热切希望。在社会实践中，家训有效地指引了家族后人规避风险走向成功，延续了家族的昌盛和辉煌。邗江王氏家族是衡州的世家大族，历来重视子弟的教育和家风家训的建设。王氏先辈的家风家教不仅受到了家族父老的认同，而且也受到了亲友乡邻的称赞。王船山在《耐园家训跋》中不无自豪地写道：“吾家自骁骑公从邗上来宅于衡，十四世矣。废兴凡几而仅延世泽，吾子孙当知其故：醇谨也，勤敏也。乃所以能然者何也？自少峰公而上，家教之严，不但吾宗父老能言之，凡内外姻表交游邻里，而皆能言之。”[2]139王船山也认识到遵从先人家训不仅能够继承先人精神，还能启发家族后辈。长兄王介之《耐园家训》刊行后，王船山指出：“奉伯兄之训，父兄立德威以敬其子弟，子弟凛祇载以敬其父兄，嗃嗃乎礼行其间，庶几哉，可以嗣先，可以启后。”[2]140正是在这样的家风家训熏陶下，王船山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形成了船山家训思想。
船山家训思想的形成还受到了明代家谱编修风气的影响。为了巩固统治，在立国之初，朱元璋秉持“治国以教化为先”的理念，倡导推行“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强调家族的重要性，重视以“孝”为核心重新建立社会秩序，重视血缘宗法关系。随着政权的稳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尊祖、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家谱编修活动被越来越多的家族所接受，编修家谱开始在全国各地普及流行开来。有明一代，家谱的编修数量大幅度上升，编修规模进一步扩大，更为重要的是，明代家谱的体例更加完善，内容更为丰富，作为家谱重要组成部分的家训都强调纲常伦理等程朱理学的内容。在家谱编修风气的影响下，有着浓厚家族观念的王船山，也非常重视家族的传承，关心家族族谱的的编修。他自告奋勇，愿意分担族谱编修的部分工作。他在《与我文侄》信中云：“族谱事，愚但能任撰次督责之劳。”[2]143他催促族谱撰修早日开展，且在《与幼重侄》信中云：“族谱事何如？只恐成画饼耳。”[2]144他还亲自动手执笔官房世系。他在《又与幼重侄》中云：“近草一官房世系，觉有次第。”[2]145船山重视族谱撰修，自然关注作为族谱重要组成部分的家训撰写。《家世节录》便是他对家族父祖家风的回顾和总结，《示子侄》《传家十四戒》等则是他对王氏家族家训进行思考的直接成果。
船山家训思想是在衡州王氏家族优良家风的影响下形成的，是船山人生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船山家训思想主要包括以和为贵的家庭伦理观、志存高远的立人观和重视操守的治生观三部分。
（一）以和为贵的家庭伦理观
家庭伦理道德指调整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原则与规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是在家庭教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内部进行的。船山秉承儒家思想，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庭伦理观处理家庭关系，保持家庭的和谐稳定。
父慈子孝。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组织模式下，家长对家庭成员的期许和统治者对子民的期许具有同一性。《论语·颜渊》云：“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0君君、臣臣的君臣观念维持着国家的政治秩序，父父、子子的长幼观念维持着家庭的伦理秩序，对君王的忠和对父母的孝都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由此，统治者将忠和孝也同等看待，“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认为在家能尽孝，为国就能尽忠。封建时代“父慈子孝”的观念成为家庭观念的核心，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可，而且也作为一种居家处世的原则被肯定下来，为历代家训著作所接受。大儒王夫之对父慈子孝也十分推崇，认为孝是万字之本。他在《示侄我文》中写道：“古人云，读书须要识字。一字为万字之本，识得此字，六经总括在内。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万紫千红，迎风笑日，骀荡春光，累垂秋实，都从此发去。怡情下气，培植德本，愿吾宗英勉之。”[2]146在父兄和子弟关系的处理上，王夫之认为，如果教育和相处方式不当，就会使家族陷入危险的境地，“为父兄者，以便佞善柔教其子弟；
为子弟者，以谐臣媚子望其父兄。求世之永也，岌岌乎危矣哉”[2]139。那么，该怎样处理父兄和子弟之间的关系呢？王夫之认为，要做到爱敬两字，即父慈子孝，“礼之本无他，爱与敬而己矣。亲亲者，爱至矣，而何以益之？以敬。夫子曰:‘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为父兄者，不以谐臣媚子自居，而陷子弟于便佞善柔之损，敬之至也。尊以礼莅卑，卑以礼事尊”[2]140。为人父兄，既要亲爱子弟，还要正确教育子弟；
为人子弟，既要孝顺父兄，更要尊敬父兄。怎样做到父慈子孝呢？王夫之认为，父慈，就是做父亲的要以德威行宏慈，“先君子以德威行宏慈，而粹养简靖，尚不言之教。虽不孝兄弟之顽愚奉教也，不能默喻，终不征色发声，以施挞戒。每有颠覆违道之行，但正容不语，倚立经旬，不垂眄睐。不孝兄弟顽愚实甚，怅惘莫知咎所自获，刊心欲改而不知所从。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
详擿其动之即咎，复之终迷，而祸至之亡日也；
申之以长敖从欲之不可终日，而不勤则匮之必仆以陨也。发隐慝以针砭之而述先君子之暗修，以昭涤其昏㫚，既危责之，抑涕泗将之，然后终之以笑语而慰安之”[2]116。王夫之还用长兄王介之心系父母、在母亲病床前尽孝不辞劳苦的事例，说明子孝就是言行孝顺，“念先君子之留滞燕邸，苦寒善病，岁时晨夕，无欢笑之容。尝记庚午除夜，侍先妣拜影堂后，独行步廊下，悲吟‘长安一片月’之诗，宛转欷歔，流涕被面。……先妣有心痛疾，举发则弥旬不瘳，夫之既羸且惰，仲兄亦多病，扶掖按摩，寒暑昼夜局曲于床褥间，十余夕不寐，两三日粒米不入口以为恒”[2]101-102。
兄友弟恭。兄弟关系的亲近是与生俱来的。兄弟亲近和睦是家庭稳定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既重视代际人伦规范，提倡父慈子孝，同时也强调代内人伦规范，主张兄友弟恭。兄弟之情，血浓于水，生死相依。《诗经·小雅·棠棣》表达了兄弟之间应该友爱：“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1]349荀子则明确地指出，兄长应该爱护弟弟，弟弟则应当敬爱兄长。《荀子·君道》曰：“请问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问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3]192兄弟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是由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决定的。兄弟同根同源，兄弟之间相互伴随成长，既有着深厚的情感基础，也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由此便能生发团结友爱、相互扶持的道德情感。船山一生也非常重视兄友弟恭。他对家族中兄友弟恭的传统引以为豪，并津津乐道。他的父辈兄弟之间感情深厚，相处和谐，他说，“（先君子）与仲父牧石翁，白首欢笑如童年，每相对晏坐，神怡心泰，疾病忧患，一无变容。季父才性旷达，颇事嬉游，畏先君子如严父，而终不以辞色相诘诫”[2]111，又说“（仲父）与先考同赴省试，先考中涂病作，遽谢同辈，掖扶归里。小艇炎蒸，篝灯搔抑，目不定睫者五昼夜，因慨然曰：‘幸全三乐，复何有于浮云哉！’”[2]125。王夫之与长兄王介之、仲兄王参之也感情深厚，相处和谐：“仲兄病几痿，兄调护扶掖，啮指以受针艾，仲兄赖以愈。而卒以文章名南楚，无一非兄曲意怡声，亹亹讲说以成之者。若夫之狂娭无度，而檠括弛弓，闲勒逸马，夏楚无虚旬，面命无虚日者，又不待言”[2]101。王夫之还教育两个儿子王敔、王攽要兄友弟恭。他在写给王攽的信中苦口婆心地劝导说：“汝兄弟二人，正如我两足，虽左右异向，正以相成而不相戾。况本可无争，但以一往之气，遂各挟所怀，相为疑忌。先人孝友之风坠，则家必不长。天下人无限，逆者顺者，且付之无可如何，而徒于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令，必藏之宿之乎？试俯首思之。”[2]230王夫之在写给堂侄王元修的信中也谆谆告诫兄弟之间不要相互嫉妒，更不能相互欺凌，要同心同德，和睦相处，“愿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贻子孙，敢以直言为吾宗劝戒。此尔弼、指日二弟居尊长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也。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之于心，以积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贫似我者，强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万万，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欺陵弱者，何况自己骨肉!……不能于千人万人中出头出色，只寻著自家骨肉中相陵相忌，只便是不成人。戒之，戒之！”[2]142。
夫义妇顺。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中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关系。《颜氏家训》云：“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4]7夫妻关系是由婚姻关系而缔结，是家庭所有关系的基础，因它而生发出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及相应的一些亲属关系。《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1]665-666婚姻使得两个家族结合在一起，既可以祭祀祖先又可以延续家世。但是，若想达到婚姻的目的，实现家庭和谐，就必须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恩爱的和谐氛围。这样的关系和氛围又要怎样才能形成呢？石成金《传家宝》云：“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乐祯祥来，乖戾灾祸应。举案必齐眉，如宾互相敬。”[5]388传统的观念认为，夫义妇顺是理想的夫妻关系，夫唱妇随是家族的福气。在夫义妇德的两性关系中，丈夫有事业追求，对妻子要有恩义；
妻子具有妇德，勤劳能干，要大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王船山赞赏和提倡夫义妇顺，在《显妣谭太孺人行状》中对父母之间的夫义妇顺进行了回顾和描述：“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忍言之，无敢问者。但家徒壁立，时先君子勤素业，慎交游，薄田不给饘粥，而慎终之厚，倍蓰素封，称贷繁猥，一皆酬偿。斥衣袱，销簪珥，固不待言。抑数米指薪，甘荼如饴，以成先君子之孝，又不俟有缕言之者而后知矣。不孝兄弟所见者，先君子十年燕赵，聚子妇，搆堂室，终不孝兄弟读书之事；
且润及宗姻，无干糇之失，类出于太孺人之撙节，则襄大事之时心专力竭，宵旦不遑，从可知矣。”[2]117船山在《家世节录》中也记录了父母之间的夫义妇顺：“对先君子如承严宾。先君夙有痰疾，煮药调食，必躬亲执事，不以属之子妇及委僮婢。先君疾革时，先孺人新自病起，羸弱不振，顾早起晏息，篝火亲事，一如其素焉。”[2]225船山夫妇也秉持夫义妇顺，两人相敬如宾、甘苦与共。船山在《姜斋诗剩稿·悼亡四首》中写道：“读书帷底夜闻鸡，茶灶松声月影西。”[2]564这两句诗道出了船山读书到深夜，妻子陶孺人陪伴在旁照顾茶水的情形。另外两句诗“记向寒门彻骨迂，收书不惜典金珠”[2]564，则回忆了妻子为了支持自己读书买书，典卖首饰也在所不惜的过往。由此可见，船山悼亡妻子的诗句是船山夫妇夫义妇顺的最好证明和体现。船山有事业追求，孜孜不倦，刻苦专研，妻子陶孺人不仅无微不至地照顾其饮食起居，而且也深明大义，不惜一切支持丈夫的事业。
（二）志存高远的立人观
指引家族子孙成人和成才是传统家训教化的重要内容。人们重视子孙的立人教育，这和个人在古代社会的角色有关。在儒家传统伦理支配下的古代社会，个人是组成家族的基本因子，但是，个人在社会中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他的一举一动不仅体现着自身的品性，还影响着个人所在家族的声誉或名望，更对其所属家族的名誉和声望有着直接影响。儒家文化主张“入世”的人生态度，追求修身立人、齐家治国的人生理想。在这一理想中，修身立人是齐家治国的基础，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倘若子孙道德败坏，律己不严，就会累及整个家族。因此，历代文化家族都重视子孙后代修身立人的教诫与养成，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光耀门楣。《世说新语·言语》云：“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6]157芝兰玉树生于阶庭，人才济济，满门光彩荣耀，成为人们对家族门庭的最高期待，体现了家族长辈对晚辈成人成才的殷切希望。王船山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把家族子弟的立人教育放在首位，给予了高度重视。
立人先立志。志即志向、志趣，立志是人生的基础，是成才的前提，更是激励个人努力奋斗、实现理想的动力和精神支撑。孔子很早就认识到志在个人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18孔子把人的一生分为六个阶段，立志于学是人生的基础，亦是人生的起点。立志是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基础，立志对于个人成长发展极其重要。孔子曾经曾感叹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34为了实现人生目标，人们都会立志，树立理想，下定决心，确立人生的发展方向。伴随着满清入关，大明政权岌岌可危，船山将挽救民族危亡作为自己的志向。王船山深刻认识到立人先立志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治学方面来说，如果不立志，治学就会漫无目的，唯有立下志向，读书治学才能有所收获。船山《张子正蒙注》中曰：“志立则学思从之，故才日益而聪明日盛，成乎富有；
志之笃，则气从其志以不倦而日新。盖言学者德业之始终，一以志为大小久暂之区量。故《大学》教人，必以知止为始，孔子之圣，唯志学之异于人也”[2]210立志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指引前行的方向。立志是传家的重要内容，他告诫子弟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凤飞九千仞，燕雀独相视……汝年正英妙，高远何难企。”[2]137年轻人要敢于立下雄心壮志，不必担心高远难企。
船山指出，立志除了要高远，还要远离庸俗之气。庸俗之气会迷住人的心窍，使人眼光狭隘，“俗气如糨糊，封令心窍闭。俗气如峦疟，寒往热又至。俗气如炎蒸，而往依坑厕。俗气如游蜂，痴迷投窗纸。堂堂大丈夫，如古人何异”[7]136。人在立志之初就要除去庸俗习气，就要慎重择友，要和志向远大的人做朋友，远离那些追名逐利的人，“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醪而醉。其始无端，其终无谓。袖中挥拳，针尖竞利。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岂有丈夫，忍以身试……焉有骐驹，随行逐队？无尽之财，岂吾之积。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岂为吾累。潇洒安康，天君无系。亭亭鼎鼎，风光月霁”[2]145。怎样除去俗气呢？船山指出，“识字识得真，俗气自远避……医俗无良方，唯有读书是”[7]137。船山出生在书香门第，由于家庭氛围的熏陶，他将读书学习作为传家之正途，认为人只有读书学习，提高学识修养，才能让人远离俗气。事实上，船山的父兄和子弟都重视立志和读书，都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例如王夫之的两个叔叔都成为郡文学；
他的父亲王朝聘也博览群书，知识广博；
王夫之在十六岁应试即夺得衡郡一等第一名，二十四岁登湖广壬午科《春秋》第一；
王夫之的儿子王敔也富有文才，有诸文存世。
（三）重视操守的治生观
治生，即“治家人生产”“治家人生业”，是指通过从事一定的工作或者职业，谋取家庭财富。治生之学最早产生在先秦时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曰：“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是先秦时期商业理论的集大成者，被司马迁誉为“治生之祖”。自此，“治生”一词开始为历代所采用并开始出现在家训之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只有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才会进一步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一般而言，士人治生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如果生计问题解决不好，人就会为了生存而忽略道德和礼节的要求和限制。船山家族本是衡阳的名门望族，但是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战乱，家道日趋败落。船山忠于明朝，不仕清朝，而不仕清朝，意味着王夫之没有来自于朝廷的物质帮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船山安贫乐道，在子孙后代如何治生的问题上，重视人格操守，对子孙治生职业有先后和侧重以及品格和人格方面的要求。
船山对子孙治生职业有先后和侧重的要求。他一方面要求子孙根据自身的力量禀赋并结合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子孙在选择职业时有先后和侧重。《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8]134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农工商四业也是人们最常从事的治生手段，它们既是人的职业，也代表着人的身份。在传统的等级社会中，士农工商四民具有稳定性，他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职业，尤其是居于四民之首的士，在业儒、力农之外一般不会从事其他职业。其中原因，一方面是统治者为稳固统治而采取的政策导向。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通过政策引导农民以务农为本，减少了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是士人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以利”，传统士人秉持“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价值观，重道而轻食，不屑于从事其他职业。船山在《传家十四戒》中云：“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2]367船山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希望子弟最好能够诗书传家，继承家族的优良传统，将“士”作为首要之选。但他对其他职业也并不排斥，告诫子弟也可以根据时机和个人实际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子孙后代在不能成为读书人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医生、农民、工匠和商人几种职业中依次选择。
船山对子孙治生职业有品格和人格的要求。治生是一个家族维持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但在治生的职业选择上，船山也不是来者不拒，不加选择。他对子孙治生职业的选择有品格和人格的要求，在《传家十四戒》中要求子孙“勿作胥隶”。胥隶又称胥吏，指官府中的小吏和差役。传统观念认为，人一旦进入公门做了胥隶，就成了官家奴婢，其所作所为就全和利益有关，再加上胥隶为官员驱使如同鹰犬，便容易滋生不良习气，影响道德品格，于是，在衙门当差做胥隶就被认为是丧名败节的行为。加之船山自己为明朝遗老，忠君守礼，不和清朝合作，便更不允许子孙后代与清朝合作，因此，他告诫子孙“勿作胥隶”。“勿为乡团之魁”是船山“勿作胥隶”训诫的延伸。“乡团之魁”是地方乡兵、团练的首领，虽然不属于胥隶之列，但却服务于清朝。加之“乡团之魁”在日常生活中也常横行霸道，欺压乡邻，不得人心。由于上述原因，船山特别训诫子孙“勿为乡团之魁”。船山还要求子孙“勿为僧道”。僧道避世修行，以成佛成仙作为理想，这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思想，不符合人们传统的价值观。船山是儒家礼教道统的代表人物，当僧做道无疑不符合船山的价值理念。因此，他就明文告诫子弟不可从事僧道等职业，以免家族蒙羞，“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师巫”即巫师，指替人祈祷的装神弄鬼的人。“鼓吹人”即鼓吹手，指在婚礼或丧礼中吹奏乐器的人。巫师和鼓吹手在封建时代都属于“下九流”，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被人所看不起。船山家族是衡州的世家望族，先祖是军功世家，后来由武转文，成为书香门第。在明清易代的天崩地裂之时，虽然王氏家族走向衰落，但“君子固穷”，船山对子孙从事的职业也有着底线和原则要求，讲求品格和人格，不让后代儿孙从事下九流的职业。
教育改变人生，知识决定未来。家庭是子女的第一所学校，而父母则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一个人在幼年时期接受的教育和影响往往会伴随和影响他一生。因此，古往今来，人们一直都很重视家庭教育。我们研究船山家训的目的就是要古为今用，用船山家训中的精华思想指导我们今天的教育。
首先，家庭教育要以德为先，重视道德教育。《礼记·大学》云：“德者本也。”作为家族所共同遵循的意志信条和道德行为准则，船山家训将儒家“尊祖宗、重人伦、崇道德”的文化精神和道德规范渗透到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所包括的从修身治家到治生等内容，对家族成员的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形成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船山家训注重子孙的孝悌之道，强调长幼有序，和睦相处；
鼓励子孙树立远大理想，培养积极进取、诚实守信的品格；
注重治生职业，强调原则和品格；
等等。在当代社会，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升学压力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形势，学校和家庭教育都深陷应试教育的泥潭不能自拔。为了能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好的成绩，家长们更倾向于重视子女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而忽视子女道德品质的教育。这种选择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忽视道德教育的弊端就逐渐显现。一些缺少道德教育的人即使成年之后也仍然缺乏责任意识、辨别能力、承受能力和实践能力等，严重者甚至成为心理仍然滞留在婴儿阶段的超级巨婴。面对青少年在道德方面出现的缺失，我们要把道德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向船山家训文化寻找智慧和方法，培养既有健全的知识结构，又有高尚的道德人格的德才兼备的子孙后代。
其次，家庭教育要传承优良家风传统，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家风包括家族生活方式、传统习惯、道德行为、生活作风等内容，家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家族的兴衰。船山家训中有许多内容都关系着家风的形成和传承，如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处理中要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船山家训中尽管也含有一些封建糟粕思想，但是其注重家庭和睦、家庭成员互敬互爱等精髓都是形成良好家风的基础。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情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虽然提倡与时俱进、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但是船山家风中的孝顺父母、兄弟友爱、夫妻互爱、和宗睦族等“老理儿”仍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价值坐标。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社会观念如何多元，我们都需要教育好子孙后代协调好家庭关系，把优良传统家风中的“老理儿”发扬好。优良家风的传承对协调人际关系、促进家族成员的成长、保持家族的繁盛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们要传承优良家风传统，把培养和传承优良家风作为生活、工作的重要内容。
最后，家庭教育要力求多方覆盖，不能只顾一端。古代社会缺少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机制，家庭事实上是儿童社会化最重要的场所。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定一套成熟完善而又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规范，使家庭教育和社会相适应，对教育出符合长辈和家族期望的子弟，帮助家族成员更好地走向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船山家训既有着在传统家训中处理家庭关系、重视道德教化、学业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同时也有着关于如何治生、立人等方面的内容。船山家训在内容上的发展和变化，不仅丰富了传统家训的内容，而且为家训的发展指引了新的方向，在家族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反观当今社会，有些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片面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却忽视了对孩子的道德完善、立身处世等方面的教育，造成孩子发展失调，这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我们要从船山家训中汲取营养和方法，对孩子的教育不能只顾一端，要力求多方覆盖，为国家培养出全面发展、人格健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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