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平
公元前514年，公子光在伍子胥的帮助下，通过“专诸刺王僚”事件，一举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阖闾上台时，吴国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所谓“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1］（P95）。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吴国的生存与发展。为此，吴王阖闾向已被任命为“行人”、可以“与谋国政”的伍子胥再三请教，伍子胥提出了“安君理民”的“治国之道”，其具体原则是“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1］（P96）。经过短短几年的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吴国经济发展，国力雄厚，取得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伟业［2］（P2177）。毫无疑问，在吴国走向强大的过程中，伍子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虽然学界均认可伍子胥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目前有关伍子胥的研究中，一般只关注其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而对其治国理政的思想与行为则基本没有专门论述。事实上，伍子胥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思想与行为，在先秦时期的众多政治人物中颇具典型性，值得深入挖掘。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江陵县张家山汉墓中发现了竹简《盖庐》，引起学界的关注，2003年以后相继被整理出版［3］［4］［5］。尽管《盖庐》被视为兵学著作，但其中保留了一些伍子胥治国理政的思想主张，为本专题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素材。
治国理政思想涉及国家日常事务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春秋时期，适应各诸侯国自身的特点，其思想体系的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吴国偏处东南一隅，被中原人视为“荆蛮之地”，文化相对落后。而且，吴国虽然建立较早，但长期默默无闻，一直到公元前585年寿梦称王才引起周天子和诸侯们的注意。在吴国崛起的过程中，齐国、晋国、楚国相继称霸，众多小诸侯国均要依附于大国才能生存。因此，吴国崛起之时，面临着西部楚国强邻的威压，不得不以武立国，而武力又以经济为基础。所以，吴王阖闾上台后，伍子胥提出的“安君理民”之术，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诸多方面。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春秋时期广泛盛行的天道观由西周时期流行的天命观发展演变而来。春秋时期，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天命属周”的观念发生动摇，周天子的神圣性遭致质疑，天命逐渐转移到诸侯身上；
二是传统的天命观本就有“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内容，天命与德行相联系。春秋时期的天命观更强调如《左传》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善之代不善，天命也”的观念，“深刻阐明上天无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之人；
天助善而祸不善，政必归善者的道理，将天命与德行的关系扣得更紧”［6］；
三是天道观逐渐取代天命观，成为时代的流行观念。而相对于天命观，天道观的内容更为丰富，既指天象运行的自然，又以人事说天道，“甚至以人的政治特别是道德联系天道为说，是春秋时期天道观最常见的内容”［7］。从《盖庐》一书可以看出，伍子胥非常强调“天道”，当吴王阖闾问其“凡有天下，何毁何举，何上何下？治民之道，何慎何守？使民之方，何短何长？盾（循）天之则，何去何服？行地之德，何范何极”等问题时，伍子胥认为“凡有天下，无道则毁，有道则举。行义则上，废义则下。……循天之时，逆之有祸，顺之有福。行地之德，得时则岁年熟，百姓饱食；
失时则危其国家，倾其社稷”［5］（P161）。意为君主拥有天下，必须按天道去做，无道会灭亡，有道则会兴旺；
按照“义”（道义、规范）的原则行事就会蒸蒸日上，否则会趋于衰落；
应该顺应天道法则，逆天而行会有灾祸，顺天而行则能得福；
还要顺应大地的规律，按照农时节律就会年成丰熟，百姓能够饱食，违反农时则会危及国家、倾覆社稷。在这一段问答中，伍子胥一再要求“顺天之时”“顺天之道”，认为“乱为破亡，治为人长久”。根据《盖庐》内容的判断，学界或认为伍子胥是一位杂家。作为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在儒、法诸家尚未正式出现的情况下，很多人包括伍子胥的思想均会表现出杂家的特点。而从《盖庐》《越绝书》等多种文献记载来看，伍子胥的兵阴阳家特征是比较明显的。在春秋晚期以来逐渐形成的诸子百家中，儒、道诸家均有追求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思想表述，但相对而言，阴阳家更为强调“天人合一”理念，追求人与天地自然的和谐共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评论说：“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2］（P3290）这说明阴阳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特征，是其四时教令观念，“阴阳家对于每月的天象变化、物候变化及其节气变化都有那个时代很具体的描述，这便是当月的生态变化及其特征。然后以此为根据，具体规定宜行之事与禁忌之事，这又是当月人事活动的生态律令。在阴阳家看来，四时教令作为‘天道之大经’的体现，其性质是客观的、必然的，任何人（包括帝王君主在内）都不能抗拒。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督促人们去遵循四时教令”［8］。伍子胥显然熟知阴阳五行学说，《越绝书》卷十二《外传记军气》中有一大段伍子胥“相气取敌”的记载，其中“夫圣人行兵，上与天合德，下与地合明，中与人合心，义合乃动，见可乃取”的说法［9］（P86），便是阴阳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之义。在《盖庐》一书中，更多次提到为政、用兵之法，如“顺天之时”“用天之八时”“从天四殃”“左太岁、右五行可以战”“四时五行，周而更始”“四时之道”等等。在为政及用兵过程中，极为重视顺应天时、和合自然、阴阳变化，表现出天地自然与人事共荣共生的和谐观。
现有研究表明，作为伦理意义上的“德”形成于西周初期。西周统治者总结夏商执于天命而轻视德的教训，将天命与德统一起来，以德配天，认为恭行德政是顺从天命的前提，治民以德，明德慎罚，民众才能顺服。西周宣王时期的《师询簋》追述了文王、武王以德配天、拯救殷民的功绩，特别强调了只有以德施政才能秉承天命，如果失德，君主就会失去君位，国家也会出现混乱。至于“德”的含义，按照著名学者晁福林先生的考察，包括了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及恭祭先祖五个方面［10］（P105）。
《尚书·康诰》所记周公所谓文王以“明德慎罚”而“造周”，是最早对德法关系的论述。所谓明德，即主张德治教化、感化民众，使天下臣服；
所谓慎罚，即主张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和宽缓，而不应用严刑酷罚来强迫民众服从。明德离不开慎罚，刑罚是实现德治的保证。这种明德慎罚思想，对西周及以后中国历代王朝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伍子胥善于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深受明德慎罚思想影响，因此在与吴王阖闾的问答中提出“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宝），刑罚为末，德正（政）为首”［5］（P161），并在十条“救民”的具体措施和十条“救乱”的具体措施中予以体现，如对于那些“贵而毋义、富而不施者”“不孝父兄、不敬长傁者”“不兹穉弟、不入伦雉者”“常以夺人、众以无亲、喜反人者”“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等等不德之人，均要“攻之”［5］（P167），即予以打击。伍子胥的“德主刑辅”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颇有相通之处，近代著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认为，“德主刑辅”思想源自先秦儒家，“是春秋孔子、战国孟子以来儒家一贯相承的学说”［11］（P12）。至少从现有资料来看，伍子胥作为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其思想主张也对儒家思想的形成有所贡献。
重视民生、以民为本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一般认为周公已认识到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初步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本思想。春秋时期重民思潮再度兴起，众多的官员士大夫都强调“民”的重要性，如春秋前期相齐的管仲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将国之兴亡系于民心向背［12］（P2）；
略早于伍子胥的齐相晏子要求“以民为本”，认为“其政任贤，其行爱民”“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13］（P154，215）；
与伍子胥差不多同时期的陈国大夫逢滑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14］（P363）；
孔子也强调要敬民、信民、爱民、富民，如《论语》中多次提到的“民无信不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等等。而伍子胥也极为重视民的作用，提出“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宝），刑罚为末，德正（政）为首”，养民是第一位的，提供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保证老百姓的生存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德主刑辅”不过是统治手段而已。因此，驱使民众的正确方法，应将民众利益置于优先考虑，所谓“安之则昌，危之则亡，利之则富，害之有央（殃）”［5］（P161）。这一思想与《管子》所说“民恶忧劳，我佚乐之；
民恶贫贱，我富贵之；
民恶危坠，我存安之；
民恶灭绝，我生育之”［12］（P2）是一脉相通的。正因为伍子胥主张爱民安民，故对于那些“常以夺人”者、“赋敛重，强夺人者”、“刑正（政）危，使民苛者”等害民、无德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唯其如此，《越绝书》中称“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众”［9］（P7），“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未有死亡之失”［9］（P24）。
基于爱民保民的理念，对于战争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伍子胥感到极为痛心，并尽可能予以抚慰，《越绝书》卷九有谓：“夫有勇见于外，必有仁于内。子胥战于就李，阖庐伤焉，军败而还。是时死伤者不可称数，所以然者，罢顿不得已。子胥内忧：‘为人臣，上不能令主，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自责内伤，莫能知者。故能操死持伤及被兵者，莫不悉于子胥之手，垂涕啼哭，欲伐而死”［9］（P70）。通过关爱民生的方法，伍子胥赢得了吴国的民心。
值得注意的是，伍子胥坚决反对国君为贪图享受大兴宫室台榭并因此而重征百姓力赋的行为，即所谓“国□室毋度，名其台榭，重其正（征）赋者，攻之”［5］（P167），认为这是一种乱象。在谏阻吴王夫差发动伐齐之战时，伍子胥以楚灵王建筑章华台导致“罢弊楚国”的历史教训，批评夫差“高高下下，以罢民于姑苏（即姑苏台）”的行为［15］（P599）。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谏言，“好起宫室，用工不辍”，在越国的蛊惑下，大造姑苏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五百里”，结果使得“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绝嗟嘻之声，民疲士苦，人不聊生”［1］（P349），民怨沸腾、民心乖离。这是导致吴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昌盛，惟赖人才。早在商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诗经·大雅·文王》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守”；
尤其春秋以来，人才的重要性进一步突显，《管子》有谓：“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12］（P82）。由此导致各类人才流动加剧，并且根据各诸侯国的治乱兴衰而出现了“楚材晋用”或发达国家人才向欠发达以及偏远国家流动的趋势，吴国的伍子胥、孙武等以及越国的范蠡、文种等即由楚、齐等国流亡而来。《左传》昭公七年夏四月，晋国士文伯论政时说，“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14］（P275）。为政的第一要务是择人，即选拔人才。这一点在吴国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楚臣子西评论吴王阖闾“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15］（P579）。由此善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才，成就“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宏业［2］（P2177）。在吴国求才过程中，伍子胥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因为伍子胥的推荐，公子光才得到勇士专诸的帮助，通过刺杀吴王僚而夺取王位；
也是因为伍子胥的因人而用，通过要离刺杀政敌庆忌，吴王阖闾才巩固了王位；
伍子胥举贤与能的表现，更为典型地反映在举荐孙武方面。按照《吴越春秋》的记载，伍子胥在与吴王阖闾讨论军事时，一日“七荐孙子”。其始，吴王以为伍子胥“托言进士，欲以自纳”，待其召见孙武“问以兵法”，才发现孙武确具旷世之才。而当孙武后宫练兵、斩杀吴王宠女，致使阖闾大为生气、欲弃孙武而不用时，又是伍子胥出面劝谏，晓之以“欲兴兵戈以诛暴楚，以霸天下而威诸侯，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的道理，才使吴王霍然醒悟，任孙武为将军，从而取得“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的战绩［2］（P2162）。
对于官员，伍子胥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他自己律身甚严，不仅个人才能突出，所谓“胥为人，少好于文，长习于武；
文治邦国，武定天下……能成大事”［1］（P65-66），而且始终将忠信诚敬、为国爱民放在首位，自谓“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则不得为先王之老臣”［9］（P36）；
吴王夫差尽管不再信任伍子胥，但仍肯定其为“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9］（P37）。《越绝书》中有一段话对伍子胥的个人品格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躯切谏，亏命为邦。爱君如驱，忧邦如家。是非不讳，直言不休。庶几正君，反以见疎”［9］（P44）。时人以“圣人”“贤人”称之，前者颂其德，后者赞其能。对于他人，伍子胥也极为强调道德品行，在答吴王问时，要求为吏者正直守法、为民者孝悌平和，所谓“为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难必得者，攻之”“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攻之”“不孝父兄，不敬长傁者，攻之”“不慈穉弟，不入伦雉者，攻之”，等等［5］（P167）。当然，在识人用人方面，伍子胥也有失误的时候。如当阖闾谋立太子时，伍子胥极力推荐夫差，阖闾认为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统于吴国”，而伍子胥却强调“夫差信以爱人，端于守节，敦于礼义。父死子代，经之明文”［1］（P158）。最终说服了阖闾。其中，夫差为前太子之子，或许是伍子胥拥立他的根本原因，但其另一个理由则明显偏于道德品性。然而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伍子胥的判断是存在问题的。而在伯嚭的任用问题上，伍子胥也被个人情感所左右，重其才而忽其德，最终酿成伍子胥个人乃至吴国的悲剧①伯嚭的才能及其对吴国的贡献不应否定，但在向吴王阖闾引见伯嚭时，尽管伍子胥挚友被离指出伯嚭其人“专攻擅杀之性，不可亲也”，而伍子胥“不然其言”，对与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伯嚭抱着“同病相怜，同忧相救”的同情心而予以推荐［17］。［16］（P64-71）［1］（P107）。
伍子胥在治国方略中明确提出“实仓廪”的主张，但其具体实施情况史籍中记载不多。《盖庐》中有“治民之道，食为大宝”的建议，说明他极为重视农业生产，以保证百姓的物质生活。事实上，吴国能在伍子胥辅政后十年不到的时间内发起对强大楚国的总攻，应与经济发展、国力上升的背景紧密相关。从相关史籍记载可知，吴国粮食储积充足，畜牧饲养业有了较大发展，丝织、造船、青铜冶铸业发达，这是吴国敢于争霸的前提和基础条件。《越绝书》卷十称：“昔者吴王夫差之时，其民殷众，禾稼登熟，兵革坚利，其民习于斗战。阖闾□剬子胥之教，行有日，发有时”［9］（P73）。说明夫差统治时期吴国经济的昌盛与伍子胥此前的努力密不可分。
吴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有各种原因，但社会秩序稳定、赋税较轻且缓征无疑是重要方面。《盖庐》中伍子胥提出了很多社会治理的主张，如对为人不正、富而不施、不讲伦理、“不喜田作”、“常以夺人”等行为均应严厉打击，对于“赋敛重，强夺人者”“缓令而急徵”的举措坚决予以反对［5］（P167）。
作为关爱民生的一个方面，伍子胥重视市场管理，维护商业秩序，主张买卖公平，对于强买强卖及欺诈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所谓“商贩贾市，约贾（价）强买不已者，攻之”［5］（P167），并将其视为“救民道”的一个重要手段。
关于伍子胥的军事思想，学界更多地关注体现在具体战争中的战术方面。实际上，伍子胥的战略思想比较明晰，并贯穿于吴王阖闾统治期间。
吴国的战略目标可以用“破楚服越，北威齐晋”加以概括。其中“破楚”居第一位，“服越”居第二位。为什么吴国将“破楚”立为争霸战争的第一目标呢？有人认为，其原因是作为决策者之一的伍子胥欲报楚国的灭族之仇，而吴王想要笼络伍子胥，也有为其报仇的想法。其实不然。这可以从《越绝书》卷一《越绝荆平王内传第二》中的一段记载得到反映：“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众。阖庐将为之报仇，子胥曰：‘不可。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于是止”［9］（P7）。说明吴楚之争并非伍子胥出于私心，其真实原因乃在于“破楚”是吴国自吴王寿梦以来的基本国策。
吴国与楚国的关系，始见于公元前601年。《左传·宣公八年》有楚国军至滑汭“盟吴、越而还”的记载。但是，这样的平衡关系并未延续多长时间，公元前585年吴王寿梦上台以后，即建立晋吴联盟，采取联晋制楚的政策，由此拉开了吴楚争霸的序幕。从公元前584年“吴始伐楚”至公元前546年弭兵之会近40年间，吴楚交战即有十次之多，连吴王诸樊也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送命。其后，吴楚之争持续不断，互有胜负。可见，吴、楚成为宿敌，“破楚”已成为吴国几代国王的使命。阖闾上台后，在对外关系中采取伍子胥提出的“从近制远”的基本原则［1］（P96），从吴国周边开始，逐步走向中原舞台，“破楚服越”即是这一原则的体现。
“破楚”是吴国既定战略目标，“服越”又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在于楚越具有姻亲关系，是同盟之国；
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吴、越两国同土共壤，难以并存。伍子胥对此有着极为清醒的思考与分析：“吴越为邻，同俗并土；
西州大江，东绝大海；
两邦同城，相亚门户。忧在于斯，必将为咎”［9］（P43）；
“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15］（P633）。这样的认识，不止于伍子胥，作为吴国对手的越国大臣范蠡同样如此，他认为“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9］（P49）。所以，吴越相争，不可避免。
在阖闾统治时期，吴国按照伍子胥的战略思想逐步实施，在不断削弱楚国的基础上，于公元前506年兴兵攻楚，五战五胜，攻破郢都，解除了来自西边楚国的威胁，给长达80年之久的吴、楚之争画上了句号。《史记·伍子胥列传》称：“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被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2］（P2177）。伐楚归来后，吴国又发动了春秋末期最为激烈的争霸战争——吴越争霸，虽然吴王阖闾命丧于此，而在伍子胥的精心策划下，吴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由于吴王夫差的战略失误，使得吴国功败垂成，最终被越国所灭，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之中。
伍子胥生活的年代约略与孔子同时，他们面临的都是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无不在考虑、探求甚至试行各种治国理政的方略。春秋后期又是诸子学说的形成时期，道家、儒家、阴阳家学说已经出现，墨家、法家等学说也已萌发生长。诸子百家尽管在治国理政的理念、方法方面多有差异，但在遵循天道、德刑并重、注重民生、重用人才等方面却颇为一致、大同小异。但是，伍子胥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纸上谈兵、提出治国思想以供感兴趣的诸侯国当政者采用的情况不同，伍子胥还是一个位高权重、深得吴王阖闾信赖倚重的大臣，其思想主张能够在吴国得到贯彻执行。从其治国理政思想主张及其在吴国的实践，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伍子胥在吴国的改革对于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具有先导的意义。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并付诸实践，给吴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吴国社会相对安定，民众安居乐业，所谓“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未有死亡之失”［9］（P24）；
吴国的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从而为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越绝书》中有谓：“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齐楚，诸侯莫敢叛者”［9］（P2）。这也正是偏处一隅的吴国敢于挑战强国并成为诸侯霸主的根本原因。伍子胥由楚奔吴，在吴国这个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之地提出了足可媲美于中原地区政治家、思想家们的治国理政思想主张，充分说明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统一性、包容性与创新性。他所提出的顺应天道、德主刑辅、关爱民生、举贤与能、轻赋缓征等治国理政思想主张，对于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以《螳螂捕蝉》为例，谈劝说的技巧小学生作文辅导(2018年6期)2018-11-29伍子胥出昭关儿童故事画报(2017年10期)2017-11-09